记者：也就是说，按常住人口分配的横向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就是完善分税制改革的新突破，无疑也是能为中国带来最大红利的改革。请问这种突破性改革能否牵一发而动全身？

张富泉：经济政策的核心是财政政策。改按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是要与国际接轨，通过发挥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流动作用来助推城镇化，并一揽子解决好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而实行横向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又是调动地方发展积极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因此，这种完善分税制改革的新突破，完全符合“三步走”战略部署和“两个大局”战略路径，势必将我们的改革开放领入制度化现代化建设并进的新时期，并给整个改革带来广泛影响和产生骨牌连动效应。比如，在推进这一改革理顺央地、地地财政关系的过程中，必然推动行政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纵深发展，还将理顺央地政府关系与促进其管理职能分开等，并可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种新的经济民主制衡机制。

记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分开能行吗？

张富泉：不仅能够分开而且必须完全彻底分开。因为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公平竞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解决的办法，就是央地政府职能彻底分开。地方政府尽可能多地退出甚至完全退出经济监管领域，主要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公平竞争。中央政府及垂直部门只起“守夜人”作用，维护好区域、企业、个体等市场主体成员的平等地位、等价交换规则和公平竞争秩序。马克思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作过全面考察后，提出通过起点的公平以及规则的公平而达致终点的公平，并认为规则公平实际上是对起点公平的必要补充（毛程连等，2003）。有了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这组趋同俱乐部区域公平竞争的起点，确保其竞争规则与过程公平则成为完善分税制必需的制度保证。因此，中央政府“守夜人”的首务之职，就是对三大财税区在立项、用地、财税、金融等行政性资源配置上，必须严格实行“取之同等、予之等同”的原则，使之在其竞争公平的起点上确保竞争规则与过程的公平。

记者：光凭政府“守夜人”的觉悟，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恐怕还不行。怎样用适宜制度来保证区域竞争规则与过程的公平呢？

张富泉：这就势必要求规划体制的配套改革。一般情况下，越是适应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区域规划与政策，就越不适应于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战略。广而推之，从计划经济时代流行至今的规划和预算两个报告分读的体制，恐怕也不能不做出某种完善与改进。在这个方面，可借鉴德国由联邦财政部长牵头共同组成联邦财政计划委员会的作法，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牵头，央行与国土、劳动、环保等部门参与咨询，并吸收“均衡三角”各区域部分省（区市）代表参与，组建具有相当权威的国家总体规划加三大财税区规划即“1+3”规划统筹办，担负起统筹规划、制定预算、协调利益等重要职能。并将“1+3”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作为一项重要议题落实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民主决策过程中，最终采取票决制予以审定，以强化“均衡三角”经济民主制衡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落实公平、公正、效率与理性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实施“两个大局”战略转换形成的区域“均衡三角”，既是新形势下完善分税制的必要依托，又具备经济民主制衡的政治体制自愈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