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被认为是影响21世纪全球经济的两大引擎。2008年危机影响以来世界经济一直不大景气，有人说这与两大引擎乏力出现衰变有关。您认为我们城镇化发展乏力了吗？

张富泉：我国沿海地区省域性城镇化大多已接近70%的成熟期水平，但统筹沿海与内地的城乡一体化的全国城镇化的发展潜力依然巨大，不过，这正遭遇着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双重二元结构固化的严重障碍。按照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如果说“前两步”正处于沿海城镇化高速成长期，像广东省1995-2005年每年城镇化率提高3.1个百分点，十年走过了三十年的城镇化道路，这时双重二元结构固化的体制机制障碍还不那么显形的话；那么现在已进入靠内地城镇化释放潜力的全面小康和“第三步”现代化建设高潮期，改变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传统作法，实行按国际惯例以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让人口迁徙到哪就把财政公共服务带到哪里，显然已成为鼓励支持沿海与城市积极接纳内地与乡村人口迁徙的关键之举和当务之急。若此，中国的城镇化对拉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将仍然是个强大的引擎。反之，单凭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怎么看也很难解开双重二元结构固化的死结。

这里，仅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该市户籍人口的劳动负担率为60%，而外来“新莞人”的劳动负担率仅为3%；这就说明外来劳动力为东莞创造了巨大财富而把大量附加人口负担留在了内地。以该市外来劳动力最多的2007年达到539万人计，整个占到其全部就业人数的83.5%，当年为该市创造的GDP为2632亿元、出口额503亿美元和财税总收入396亿元，而该市当年整个财政总支出才228亿元，仅相当于外来“新莞人”创造财税总收入的57.6%。说到底，就因为按财政供养人口而不是国际标准的按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财力，外来劳动者创造财富不可能很多留归当地，外来常住人口转为当地户籍人口也不可能为当地增加可用财力。这样，即使户籍制度改革搞到最彻底的地步即取消户籍，外来“新莞人”统统成为东莞市的常住人口，那么则意味着其当年228亿元的财政总支出，将由包括539万外来劳动人口加上按劳动负担率60%的附加人口共862.4万人，再加上当地户籍人口169万总计1031.4万人口来享有。换言之，原来是169万户籍人口享有228亿元的财政公共服务，现在是1031.4万常住人口共同来享有，相当于原有户籍人口的人均可用财力下降83.6%。由此看来，不从完善分税制改革和调整央地、地地财政利益关系上求得突破，希图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直接解此难题，可能导致出现的这种财政公共服务的“发展的贫困”，是沿海和城市经济发达区绝不可以接受的！硬要那样去做的话，不是造成更多更普遍的弄虚做假，就是宁肯发展慢些也不会接纳更多的人口，那么这种试图推进农村人口转移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只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能提升城镇化相反会更严重地阻碍着城镇化的规律性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