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不能只看当前利益，还要看长远利益。党在制定具体政策时，既要考虑政策的现实性，又要高屋建瓴、富于远见，考虑政策的长远意义。只有维护好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才能切实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党的政策及实践不能同时兼顾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时，就应坚持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原则。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曾针对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讲过一段很有启发价值的话：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曾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因此，“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

以“三峡工程”为例：这项耗费巨资的工程，最终移民人口多达一百多万，全库区关闭企业有一千多家，并长期伴随着来自各方面的争议。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有些措施，特别是企业的大量关闭和大规模移民，在短期内给国家和地方增添了很多困难，使一些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然而，它却实现了西部大开发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并通过航运、发电、种植等功能的发挥，为库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科学认识“三峡工程”的价值，尤其不能低估其所产生的长远意义。

再次，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也要考虑客观条件和现实难处。思考和解决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客观环境。在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确实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却又难以及时解决的问题。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的群众，不能仅仅因为暂时缺乏彻底解决问题的条件，就对党失去信心。而应与党风雨同舟、共渡难关，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有利的环境。比如，前些年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较为突出的“下岗”问题，就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方面，国企困难的根源在于几十年的重复建设。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进步，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就业数量也随之减少。这些都增加了问题解决的复杂性和难度。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有时不能使每位下岗职工都满意，这就需要给予党和政府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规模巨大的人口基数，在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丰富智力和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使我国的发展面临着比其他国家更大的人口压力和制约。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区域等不平衡发展的状况，也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的难度。要彻底扭转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则非一日之功，更不会一蹴而就。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党和政府越来越有能力对部分群众的利益损失进行合理补偿。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依然要提倡“识大体、顾大局”的奉献精神，但也要防止过多地滥用这一口号，尤其要防止借用这一口号欺骗群众，为少数人谋私利。对于在历史上曾经为国家作出牺牲和贡献的群体，党和政府应当给予适当的补偿和奖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教育引导群众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切实增强大局意识。

总之，人民利益重于泰山，党的利益维系中间。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 科学地对待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既不能夸大局部地区、部门或个别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将其作为否认党为人民谋利益这一本质的理由；也不能盲目乐观地对待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而无视违背人民利益的问题的存在。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执政的权力来自人民，理应向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广大党员干部如果不能牢记“人民公仆”身份，不注意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各种不良作风，不有效解决各种危害到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就会严重损害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选自王浩雷《国家大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