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实行的是差别化发展战略，却使社会流动呈现活跃的状况，很多没有背景的人通过个人的不懈奋斗，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而当前我们坚持的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反而出现了阶层固化、社会流动上升通道变窄的趋向呢？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现象严重，极大影响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鉴于此，我们采取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战略。当时，虽然在加快追求发展速度的背景下，我们采取了让有条件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差别化发展战略，也存在资源过多配置在经济领域而忽视社会建设、缺少相应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等问题。但是，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收入差距较小、社会资源的占有率差别不大，人们的发展起点和条件较为接近。另一方面，由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国家也尽力提供了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和竞争环境，来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此，在做大蛋糕的共同意愿激励下，一部分敢闯敢拼、有胆有识的出身普通阶层的“能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一批农家子弟通过接受更高教育的方式改变了自身和家庭的命运，个人才智和拼搏精神等内因成为这一阶段人们拥有和追求希望的关键要件。

然而，做大蛋糕虽是分好蛋糕的基础，却不能替代分好蛋糕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意义更重大、任务更艰巨。蛋糕做不大，肯定分不好；蛋糕做大了，未必能分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升，但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尚未根本扭转，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渴求也日益强烈，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分好蛋糕的问题越发凸显出来。特别是在经济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人们拥有和追求希望的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意义上的工人群体有了更多自主创业的机会，数以亿计的农民开始脱离农耕、走向城市，社会横向流动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但与之相适应的户籍、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等相关制度和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社会纵向流动面临很多体制性壁垒，致使社会上升通道不畅。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富裕阶层，依靠自身奋斗创造并享有更多的合法社会财富，应该加以尊重和肯定。但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缺乏合理调节机制的情况下，这种财富优势会通过代际传递的效应，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使阶层固化的趋势明显加剧。需要强调的是，部分权力部门的腐败行为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所谓的“潜规则”，进一步使公平竞争的环境遭受严重冲击。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伴随着近年来各类人才的大量涌现和竞争环境的日趋激烈，家庭背景、社会资源等外因在人们拥有和追求希望中的分量渐趋加重。普通阶层和弱势群体不同程度地感受到拥有和追求希望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渠道却越来越窄。

那么，应当如何保障人民平等拥有希望的权益，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和环境，使人们都能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奋斗，去打造属于自己的“中国梦”呢？

为人民开拓希望的田野，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增强政治智慧和战略远见，加强顶层设计和宏观布局；也需要增强责任意识和无畏勇气，制定系统策略和有力措施。

首先，要消减代际传递在人们享有社会资源中的负面影响，这是开拓希望田野的基础环节。代际传递是一把双刃剑，既是人类传承文明的有效方式，也可造成社会僵化和发展停滞。财富状况可以代际传递，社会资源也可以代际传递。而且，越是在竞争环境不健全的条件下，代际传递越会成为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动因。目前存在的阶层固化加剧和社会纵向流动不畅的问题，说到底就与代际传递的负面效应紧密相关。为此，一方面，要通过大力调节收入差距、研究加征遗产税等方式，将代际传递中的财富传递效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建立健全捐助、慈善等相关制度，完善和拓展富裕阶层奉献社会、回报社会的方式和渠道。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和健全制度建设和监督机制，严厉打击影响公平竞争的腐败行为和社会潜规则。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传统的国家，封建社会所遗存的诸如封妻荫子、裙带关系等腐朽思想在短时间内难以根除，所以，我们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从思想观念上消除封建腐朽思想的影响。

其次，要重拾教育在人们改变命运中的独特作用，这是开拓希望田野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教育之所以能够改变命运，不仅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来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还在于通过接受教育更有利于为自己找到事业发展的起点和平台。只有当教育与就业衔接畅通的时候，教育才能切实承担起人们改变命运的期盼。近些年，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人们有了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教育公平问题也愈发凸显出来。与富裕阶层和优势群体子弟比较，普通阶层和弱势群体子弟在经历了教育起点和教育过程不平等条件下的艰辛付出后，在教育结果即就业上也存在明显劣势，其找到满意工作的难度大为增加。于是，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质疑教育改变命运的声音。当前，一方面，要在改革高考招生政策、提高高校特别是名校中农村生源比例的基础上，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适时调整教育结构，积极探索教育与就业更好衔接的教育形式，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和就业渠道。另一方面，要着力调整大学生就业政策，减少就业环节，增加就业过程中人才标准评定的客观分值，减少就业中的人为干预因素，有效维护好普通阶层和弱势群体子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宝贵机会。

再次，要发挥干部选拔任用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示范效应，这是开拓希望田野的另一个着力点。干部选拔任用，是社会流动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也是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贤，这是选人用人立足五湖四海、着眼四面八方的必然要求。但是，如果不能有效避免社会和家庭资源等外因的过多干扰和影响，选人用人就会缺少活力、缺失公正、缺乏信任，并直接增加平民子弟出身干部对仕途前程的忧虑，极大考验全社会对实现公平正义的信心。更为重要的是，人才不能获得公平的发展空间，就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平民子弟出身的干部和各类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主体，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充分重视并用好这支力量，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战略选择。

袁世凯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私欲和野心并没有得到满足，随后还上演了“复辟称帝”的闹剧，成为众矢之的。耐人寻味的是，这也遭到了曾一直追随袁世凯的得力部属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的坚决反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就是一旦恢复帝制后，这些人将永远失去成为该集团最高领导者的希望和机会。

总之，机会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就是要保障人民平等拥有正常和合理希望的权利；坚持执政为民，关键是为人民创造公平追求希望的机会和环境。党只有不断为人民开拓希望的田野，才能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才能保持国家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