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到1937年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时曾说：在这个“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据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记载：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它反映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毛泽东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始终将正确处理党和人民的关系、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立党之本和执政之基。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曾向毛泽东谈到他自己衡量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蒙哥马利说：“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而毛泽东则强调指出：“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最深沉、最朴实、最厚重的人民情怀。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深受爱戴的“人民领袖”，其根本原因和秘诀，就在于他时刻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血肉相连。鉴于此，李瑞环1990年在西柏坡参观革命旧址后曾不无感慨地说道：“除了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以外，共产党还有什么？昨天我在西柏坡看了毛主席一个批示：‘学会为人民工作’，周总理一个批示：‘学习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他们是何等重视人民群众啊！”他还深刻阐发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历史作用及特征，对于我们当前坚定正确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科学把握党和人民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动力在哪里？智慧的源泉，是非的标准，克服困难、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哪里？统统在这里，在为人民、靠人民之中。

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怜，群众最可畏。说“群众最可敬”，是说他们是历史的主人，历史上一切大的进步无一不是人民群众的功劳；说“群众最可爱”，是说他们干的事很多，要求却不高，中国老百姓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求？能吃上猪肉就高兴得不得了；说“群众最可怜”，指的是群众是最艰苦的，我们的决策出现失误，后果谁来承担呢？最终还是群众吃苦头；说“群众最可畏”，是说真把他们得罪发怒了，不管什么人都得垮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是封建时代政治家都懂得的道理。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表明，正是由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稳人民群众的立场，并将其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才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从而战胜了一个个困难，不断将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与革命战争年代不同，在执政条件下党则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况和更为严峻的考验。这是因为，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没有处于全面执政的地位，再加上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和匮乏，故缺少腐化堕落的客观条件。而残酷的斗争形势又进一步促使党必须时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因而这一时期党内和边区政权机构中虽也出现过一些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等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其表现却并不是十分尖锐和突出。但是，“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 在取得政权后，由于党处在执政地位，手中掌握了巨大权力和物质资源。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从事管理工作的仍然只能是部分领导干部，“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这些领导干部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但面对各种物质和利益的诱惑，其就会面临更多、更大的脱离群众和以权谋私的危险。正如陈云所指出：“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