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脱离群众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各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还表现得较为普遍和尖锐。

首先，官僚主义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其形式如何变化，实质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是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背离的。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给官僚主义者画过像。他说，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似一个神像，即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在1953年下发的一个决定中指出：当时的官僚主义，“主要是指某些领导干部，由于不了解情况，不检查工作，不研究政策，缺乏思想政治领导，抓不住工作中的本质问题和关键问题，陷入文牍主义和事务主义的泥坑，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而造成国家和人民的剧大损失的这一种官僚主义，以及与这种官僚主义同时存在的无组织、无纪律、本位主义、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等不良倾向。”1963年，周恩来还系统地列举了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等二十种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伊始也指出：“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 这些概括和阐述，对今天依然具有警示作用。

反对官僚主义，应特别注意端正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在执政为民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必须讲政绩。做出政绩，党的执政基础才能稳固，党的先进性才能得以体现。实绩突出，也是党选拔任用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是，共产党人追求的政绩，不是某些干部为了自己的升迁或私利，而制造的那种不遵循客观规律、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所谓“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也不是不顾及政策的实效性和连续性，片面追求“一个干部一个主张”、“一任领导一个思路”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更不允许高高在上、漠视群众疾苦、不顾老百姓死活，用以牺牲老百姓利益的代价来染红自己“顶戴”的所谓政绩。共产党人追求的政绩，是能为老百姓多干大事、干实事，并能得到老百姓认可和赞许的政绩。即使这些政绩在形式上并不“壮观”或默默无闻，即使是前任领导提出或已初见成效，只要符合发展实际、对人民群众有益，就要一以贯之、坚决落实。树立正确的为人民服务的政绩观，这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最为基本的政治品质和思想素质。

对领导干部的称谓既是一种习惯，也反映着一种作风。目前，在党内一部分人中仍存在着“不称谓领导职务就不足以显示对领导尊重”的错误认识，甚至还有人将自己的领导称作“老板”、“掌柜”、“父母官”等，久而久之难免会助长官僚主义的作风。其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容易拉大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把来自人民群众之中的领导干部，逐渐脱离于人民群众之外。二是容易增加领导干部的“官本位”思想和封建等级观念，不自觉地强化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意识。实际上，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早就作过严肃的批评，他指出：“此事沿引了几十年了，不像样子。引起了一些官僚主义的作风”，必须“坚决地改过来”、“将职务称号（如毛主席）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毛泽东同志）”。 近些年，为了遏制这种不良现象，一些地方党委相继下发有关文件，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

“贪名”也是一种严重的官僚主义，甚至有时比“贪财”危害更大。为官一任要博得一个好政声本无可厚非，但却不能据此而佯装“作秀”、弄虚作假、欺世盗名，也不能凡事不顾实际效果、一味“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搞形式”。从长久来看，真正的好政声只能来源于真抓实干的作为和实实在在的政绩。那些试图“贪名”的官员，或许能让自己贪得虚名一时，伤害的却是群众对执政党的整体信任。

在抵制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的过程中，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也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江苏省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就采用过“用形式主义来对付官僚主义”的方法。他说：“上面说的，符合我们实际的我们做。上面讲的不符合我们实际的，我们不去顶，但不做。”这样的做法，本身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官僚主义的厌恶和憎恨。

总之，“官僚主义害死人”，而受害者既是老百姓，也是执政党。官僚主义每加重一步，群众与党的情感距离就会疏远一步；官僚主义多表现在基层部门，但根源却在上级机关；官僚主义虽不能马上威胁政权稳定，却会逐步消解执政根基。一个政党要长期执政，必须首先过好克服自身的官僚主义这一关。

其次，腐败是权力的“寄生虫”。只要有权力存在，腐败就可能产生。早在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而“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

诚然，从历史上政权更替的规律来看，腐败并不是政权消亡的充分条件。仅有腐败，政权未必就会马上倒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旧政权的腐败状况已达到很严重的程度，却仍能苟延残喘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原因。但是，腐败却是政权消亡的必要条件。它在消解人民群众对政权的信心和支持的同时，也极大削弱着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当政权所依赖的经济、社会条件等恶化到一定程度，腐败就随时可能成为引爆政权灭亡的“导火索”。历史上一切旧政权的灭亡，基本上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未能遏制住腐败的蔓延，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因此，腐败不除，民心渐失，政权必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根据反腐形势的变化，党与各种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健全和完善了反腐的体制机制，揪出了一批批“大案”、“要案”，增加了腐败行为的犯罪成本，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腐败问题依然处于高发态势，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向。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的腐败现象，除了落马官员级别高、贪污数额大、“群蛀现象”严重等特点外，也出现了“期权兑换”、“官荫二代”及冠以各种“潜规则”面目的腐败新趋向，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