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远见，才有前途

对改革开放的成功接力，不仅需有清醒、敏锐的头脑，及时发现和掌握时代的新变化、新要求，更应富有战略远见，站在时代巨人的肩膀上深邃把握国家大势、科学谋划未来发展。

提起战略远见，人们经常会想起清末民初史学家陈澹然在《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中的那句名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前一句是在时间意义上讲的，后一句是在空间意义上讲的。而谁能占领时空的制高点，谁就具有了着眼长远、俯瞰全局的战略远见。

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人，他在清朝灭亡前五十年就对此作过准确预言，至今仍令人为他的战略远见和远大目光所叹服。此人就是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据记载，在1867年7月的一天，赵烈文与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商谈时政时，对满清政权的综合状况及其命运作过一个基本判断。他估计，大概不出五十年时间，满清政权就会先垮台，而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赵烈文的这一预言，满清在1911年灭亡后，中国旋即进入军阀割据的时代。

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很多像赵烈文这样极富战略远见的人，他们是历史的守望者，也是未来的预言家。也许他们独特的战略远见和准确的分析判断，并没有能够转化成推动历史发展的现实力量，但他们那种远大的目光、敏锐的洞察力，特别是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深邃把握，却是后人需要认真学习和努力汲取的。

的确，战略远见就是通过对复杂凌乱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找出事物发展的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从而对未来趋势作出科学预见和准确判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胜利，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她是一个始终保持战略远见、能够深邃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的政党。民族复兴的实践也一次次表明，越是到了转折关头和关键时刻，这种战略远见就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充分显现了这一点。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出于“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的目的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从感情上讲，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在历史上是有“旧仇宿怨、深仇大恨”的。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党的组织机构和革命力量遭受重创，许多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其后的近十年中，蒋介石及其集团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的进攻和迫害就从未停止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虽然长征最后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但在不久以后西安事变发生时，昔日战友们在长征中壮烈牺牲的情景，极易激起广大红军官兵对蒋介石及其所控制的南京政府的愤慨。于是，如何应对这一突发事件，作出有利于抗战大局的正确选择，就成为考验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一个现实难题。

恩格斯说过：“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 在经过慎重权衡和反复考量后，中国共产党人从抗战大局和民族大义出发，摈弃前嫌，审时度势，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符合历史发展大势和抗战大局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之所以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及时清醒地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却不能不说是与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独特战略远见密不可分。

与之相反，蒋介石及其集团却缺少了这种应有的战略远见。事实上，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同年6月，就曾发生过由陈济棠、李宗仁领导的旨在“北上抗日”的“两广事变”。虽然当时迫于各种压力，该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但这已充分表明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抗战已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然而，蒋介石却没有顺应这一历史发展的大势，而是选择了逆势而为，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的认识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