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何时集中解决发展中出现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呢？邓小平所说的这个“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具体是指什么时候呢？

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针对这一问题提出过一个“时间表”。他说：“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实际上，邓小平在提出这个“时间表”后不久，就意识到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1993年9月，邓小平在同胞弟邓垦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的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基于这样的分析和判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具极强现实针对性的重要观点：“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这些认识和判断，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清醒和远见。

的确，“成长的烦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烦恼时的满腹抱怨和束手无策。经历了烦恼，人的思想会更成熟；遭遇了难题，发展的思路会更清晰。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一个国家，烦恼都是成长和发展中不容回避的现象，关键是科学认识、清醒判断、沉着应对。有了这种正确的态度，中国的发展就能够逐步减少和克服“成长的烦恼”，不断迈向新的历史高度。

其次，从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有时发展程度越高，发展的难度就会越大。在传统经济学上有一种观点，称作“边际效应递减”，就与这个现象有着一定的联系。

边际效应递减，就是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种投入要素连续地等量增加，增加到一定产值后，每单位投入所提供的产品的增量就会下降，即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会递减。

当然，对于一个企业或个别区域而言，这种现象并不一定会出现。因为这种现象的假设前提是“一切其它的条件不变”，而在现实实践中，周围的条件和环境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起变化，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开放意识增强的有利条件推动下，甚至更多出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所以，也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边际效应递增”的观点。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整体发展而言，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却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难题。这是因为，虽然科技进步、管理水平提高、开放意识增强等因素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抵消或延迟边际效应递减现象的出现，但这些影响因素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其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每向前再推进一步，也都意味着将面临更多的困难。所以，当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到一定高度后，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则更易于发生。

再次，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而言，其经济规模和发展基数的增大，其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不合理，也会增加其发展的难度。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规模和发展基数越大，对发展战略、发展策略、发展环境等因素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从而增加发展的难度。另一方面，发展速度快，并不代表发展程度高、发展条件好。而发展程度与经济规模和发展基数直接相关，代表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层次和发展水平；发展条件则与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直接相关，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因此，我们不能将发展速度快慢，看作衡量发展程度好坏和评价发展条件优劣的绝对标准。

我国前些年经常会将8%作为GDP增速的计划指标，这主要是从就业等角度来考量的。事实上，我们很多年份都超额完成了这个任务，甚至将增速提升到两位数的高度，发展成为当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也看到，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如果GDP增速能到3%左右，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其当政期间的政府就会受到其人民的赞扬。而我们却不能据此对比认为，我国的发展程度、发展条件，比经济规模和发展基数比我们大几倍、现代化整体水平比我们先进很多的美国还要好，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总之，困难虽是消极的，但也可以促使我们清醒、激发我们进取。面对我国发展中出现的这种复杂形势及其产生的症结和根源，“包容性发展”的概念近年来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热议，也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被提及。这一概念由亚洲开发银行最早使用，其内涵体现了公平发展、均衡发展的共建共享原则，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相互贯通，对解决当前我国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