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人们热衷于讨论“收入分配”，大都认为中国必须尽快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因为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

这种讨论和对策隐含的假设是，收入(应)是“分配”的结果，只是原先的“分配”不公平，所以应走向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理解收入和解决贫富差距的错误思路，因为收入不应是“分配”的结果。

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里，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是自由交易的产物，不是任何人或者组织“分配”的，更与政府没什么关系。如果一个人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受到消费者青睐，他(她)的收入就会较高;相反，如果一个人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不受消费者欢迎，他(她)的收入就会较低。

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公务员或者公职人员的收入可以被认为是“分配”的结果，因为他们的收入来自纳税人，并且是经过公共选择的过程由民选的立法机构确定下来的。如果讨论“收入分配”，似乎只能针对这些公务员或者公职人员的收入而言，与其他人没什么关系。

只有在一个计划经济社会里，才适合在普遍意义上讨论“收入分配”问题，因为那里所有人的收入都是分配的产物。不要说收入，那里的一切几乎都是分配的，无论是粮食、猪肉、鸡蛋，还是衣服、职位、工作等，都是由政府分配的。那里的人群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各种物品都是根据这种划分进行分配。即使一个人能力再强、再勤奋，他(她)得到的收入也受制于政府的分配。即使一个人不喜欢某个工作，他(她)也只能服从政府的分配，否则，他(她)就得失业，就没有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经济就是“分配经济”，几乎一切都由“看得见的手”分配，一个人的命运就由这种分配所决定。

而当下中国实行的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而是一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体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虽然在一些领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化，但金融、石油、电力、电信、铁路、教育、医疗等诸多行业几乎完全垄断在政府手里，“看得见的手”不断干预价格和交易。这种经济形态反映在收入格局上，主要的体现就是垄断国企工作人员(尤其是管理层)以及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收入较高，而众多的私企打工者和数亿农民收入则普遍较低。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印证了这种判断。譬如，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年均工资为42452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则只有24556元;收入最高的为国有金融行业，其职工年均工资为91364元，而收入最低的则是私营农林牧渔业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单位，分别为19223元和11738元。

不难发现，带有“国”字头的单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收入大多比较高，而带有“私”字头的单位或者群体(小型私企、个体户、农民等)收入则较低。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应当致力于减少“国”字头的单位，减少那里的职工，减少依靠“分配”获得收入者的数量。比如，全国有近700万公务员，很多的单位都是人浮于事，甚至有一些人长期“吃空饷”。

虽然一些公务员的收入看起来并不高，但如果算上他们享有的各种福利(比如福利分房、午餐免费等)，其收入高于大部分群体。再比如，中国的事业单位有近130万个，职工约有4000万人，其收入比私企员工、农民等人群高得多，其享有的福利虽然不一定比得上公务员，但远远好于大部分私企员工。垄断国企就更不用说了，其职工是名副其实的高收入群体。

(王建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