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缩小贫富差距，应该大大减少公务员的数量，并让他们的收入受制于民主立法程序，而且要公开透明。试想，如果公务员的收入不是那么高，福利不是那么好，而且还得晒在阳光下，还有多少人会挤破头皮去考公务员?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公务员的“下海潮”，不正说明那时候公务员的待遇没有那么好么?同时，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业单位”，要么大大减少，要么推向市场，转变为私人企业。一些事业单位既获得大量的财政支持，也可以自行盈利，简直是两头“通吃”。

其次，应该变革或者废除那些阻碍低收入群体致富的制度或者政策，尤其是户口、土地、金融、教育等领域的歧视性制度。比如，这个社会中收入最低的最大群体是农民，为何他们不能致富?难道是因为他们不如其他群体勤劳?难道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致富?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他们之所以不够富裕，之所以吃苦耐劳却依然贫困窘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大量的制度或者政策阻碍了他们致富。他们耕种土地，却不拥有土地，因而无法对土地进行长期的投资，无法扩大再生产。即使一个农民具有企业家的才能，他(她)也无法抵押土地获得银行贷款，更无法卖掉土地获取必需的资本。农民的土地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不过是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所说的“死资本”，而不是“活资本”。

一些人认为不能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否则他们会轻易卖掉土地，进而导致流离失所和土地兼并。这种看法不仅蕴含着错误的假设——农民是不理性的或者不如其他群体的人理性，而且是对经验和历史的随意歪曲。

除了土地制度之外，粮食政策、户籍制度等也都阻碍了农民致富。长期以来，国家严格控制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粮食，计划时代奉行“统购统销”，农民只能把粮食卖给国家，不允许粮食的自由买卖。现在，粮食的自由交易同样受到控制，几乎不存在真正的粮食市场，而且粮食的价格也受到管制。

虽然其他商品的价格在过去三十年都翻了几番，但粮食的价格扣除通胀因素之后几乎没有上涨，其他的农产品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此低的农产品价格，农民怎么可能富裕起来?很多人担心农产品价格高起来之后影响城市居民的生计或者生活质量，可是，这不是为了一些人(市民)的利益而牺牲另一些人(农民)的利益吗?

虽然户籍制度不只是歧视农民——小城市居民也会因户口而受到大城市居民的歧视，但农民无疑是这一制度的最大受害者。大量的农民来到城市里打工，虽然他们也要交纳各种税费，但他们几乎不能享受那里的公共服务。

由此可见，解决贫富差距的关键在于，跳出收入由“分配”决定的思维，减少权力对收入的影响，减少食税者的数量，破除行政垄断和不当管制，变革或者废除那些阻碍人们致富的制度。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王建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