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春秋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曾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国内多所大学的兼任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主要著作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等。
《中国震撼》出版后反响不小，不少地方请我去演讲，只要条件允许，我都和听众进行互动，每次我都告诉听众：什么问题都可以提，而且越尖锐越好，要公开辩论也可以。确实，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如果经不起别人的质疑，那还有什么意义，我们的研究应该经得起最挑剔的质疑。不久前，在上海某知名大学谈中国崛起与中国话语，一位年轻教师站了起来，不紧不慢地提了一个问题。他是这样问的：“张老师，听完您的讲座，给人感觉好像中国人生活得都很幸福，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中国人要求移民，您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移民，留在中国？”下面不少人笑了，大概感到这是一个刁钻的问题。不过我也笑了，我告诉他：“您可问对人了，因为我认识的海外移民朋友太多了。”我说：“我非但不会劝人不要移民，我还要鼓励他们移民呢，因为对于移民海外的国人，我有一个粗粗的估计：一出国，就爱国，这个比例至少有 70％，那些在国内骂得越多的人，出去后往往转变得越快，因为他们把国外想象得太好了，他们对欧美的印象是电影和广告上看来的，和真实的西方差距太大了，结果出去后失望者众多。”我告诉这位提问者：“一出国，就爱国，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
“在中国，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2010年 11月 23日，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 The Globalist）以这样一个标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在中国出现的一种奇特现象。这篇文章的美国作者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扭曲的时代。突然间，最拥护美国的人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深切的怀疑，不知道这个国家以后还能不能继续辉煌下去。然而，在最近的中国媒体之行中，我们发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这是令我们最为吃惊的。当中国学者听到我们美国记者学者批评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和美国社会陷入严重冲突时，他们会非常不高兴……他们跟我们说，不要再说美国怎么不好了，我们不会相信的。你们在摧毁我们对未来的梦想。相信美国有美好的未来是令我们中国人走出黑暗日子的动力。”沿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的逻辑，那就是“请你们这些美国人不要再说美国的问题了，不要再说美国在许多方面就像没有新装的皇帝了，说了我们也不会相信的，你们在摧毁我们对未来的梦想，美国代表了光明和未来，我们现在还在黑暗中挣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有机会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英文翻译。我第一次为邓小平做翻译是在 1985年 8月 26日，他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会见开始前，邓小平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外交部工作人员，并听取汇报。邓小平先与吴学谦外长握了手，然后与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吴外长介绍：“这是英文翻译小张。”我和邓小平的目光也有一个短暂的交集，邓小平的目光相当平和。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他停了一下，好像“上海”这两个字给他带来某些特殊的记忆。“知道霞飞路吗？”邓小平问我，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点对往事的回忆。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淮海路吧。”他微笑点头。
2014年 3月访问柏林，电视里正好在播一个 BBC的节目，叫“自由 2014”。节目里一位加拿大宇航员拿着当年“冷战”时期从外空拍摄的柏林夜景照片说：“你们看，明亮的部分是西柏林，暗淡的部分是东柏林，这就是自由民主国家和专制独裁国家的区别。”已经 21世纪了，西方很多人看待世界还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化，还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放大的东德”，简直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其实，我们从抵达柏林的一刹那就感到：与上海相比，柏林要“暗淡”很多，其机场可以用“简陋”两个字来形容，其城市可以用“空空荡荡”四个字来形容，其夜景可以用“比上海差太远”六个字来形容。当然，德国还是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但这种“民主与专制”话语的荒谬性是毋庸置疑的。
2011年 1月底埃及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浪潮， 2月 11日，长期执政的穆巴拉克总统黯然下台。西方媒体把这场运动渲染成了民主推翻专制的“埃及之春”和“中东之春”，预示着整个阿拉伯地区迈向了民主化。但我对这个地区做过多次的实地考察，真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如我与福山辩论时所说，“中东之春”会变成“中东之冬”，时间证明我的预测是准确的。邓小平说过，一个听过枪声的士兵和没有听过枪声的士兵就是不一样，实地考察过一个地方和没有考察过也是不一样的。做学问，特别是政治学，一定要接地气，一定要读懂社会这本书。
2013年 9月，我在荷兰国际关系学院做了一个关于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演讲，一位法国学者随之问我：中国正在迅速地实现现代化，但似乎又不愿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这是为什么？我是这样回答的：“要解释这个问题，先要了解西方的现代性是怎么形成的。离这个会场不远有两个地方值得一看，一个是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故居，另一个是荷兰的戴尔福特（ Delft）瓷器博物馆。 17世纪的时候，欧洲大都还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具有‘异端思想’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在荷兰也遭到了迫害，被基督教会除了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来海牙见他，只能秘密地进行。两位哲学家探讨了他们的一个共同发现：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它不像欧洲，它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而是世俗国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采用了世俗的、贴近自然、非神权的方法进行治理，结果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