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梦”出了什么问题？

不久前，在国内一所大学参加了一场关于“中国梦”的讨论，有人问我：很多中国学子想去美国留学，对于他们，“中国梦”的意义何在？我说，他们去美国可以做“美国梦”，也可以做“中国梦”，而我个人认为，“中国梦”已经比“美国梦”更加精彩，而且这个趋势估计还会继续下去。

长期以来，“美国梦”几乎是很多美国人毫无悬念的信仰，也是很多外国人移民美国所追逐的愿景：只要你遵守规则，勤奋工作，不论来自何方，不管你来自社会哪个阶层，你最终都可以获得成功。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曾这样解释“美国梦”：“任何人，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更不管他有何种得天独厚的机遇……他有权生存，有权工作，有权活出自我，有权依自身先天和后天条件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用今天“中国梦”的话语，就是“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但今天“美国梦”似乎已经风光不再。 201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被出卖的美国梦》（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Dream）的书，引起了轰动，作者是两位美国的资深媒体人唐纳德 ?巴利特（ Donald L. Barlett）和詹姆斯?斯蒂尔（ James B. Steele），他们俩长期做调查报道的搭档，也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本书讲述了“美国梦”不复存在的现状以及“美国梦”是如何被“出卖”的，被谁“出卖”的。

两位作者通过对美国人过去 20来年实际生活的调查，认为曾经激励过那么多人的“美国梦”早已成了明日黄花。如果以 2000年 1月的 100为基数来计算，到 2011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只有 89.4，换言之，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十年间减少了一成以上。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富人上交的税金从 1980年开始日益减少，从平均收入的 47.9％降到 2007年的 19.8％。从 2000年到 2011年，1％的少数人收入增加了 18％，占有社会财富的 40％。5

美国人的退休金也蒙受了巨大损失。过去 20来年里，美国传统的退休金制度被 401K个人退休储蓄所替代，与传统的退休金制度相比，公司的贡献大为减少，而 401K的表现与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的表现密切相连，一场金融危机袭来，多少美国人的退休储蓄大幅缩水，甚至被洗劫一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ugene Stiglitz）对危机的影响作了这样的评估：尽管有经济复苏的迹象，但现在美国经济的规模仍比 2008年金融危机前小 15％。他认为 GDP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相关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国今天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 1989年（即 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 40多年前的水平。他感叹：“美国自称‘机会之地’或者至少机会比其他地区多，这在 100年前也许是恰当的。但是，至少 20多年来的情况不是这样。”6

与美国梦一路下滑的情况相比，中国梦则展现出了强劲上升的势头。仅就物质生活而言，过去 20来年，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如果一个中国人过去 20年里移民美国的话，今天再回到家乡，他可能会强烈地感受到中美两国命运的巨变，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最近的一些民调也印证了我的判断。美国皮尤中心 2013年跨国民调表明， 85％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非常满意”，在美国，这个比例为 31％。英国的 WWP集团发布了《中国梦的力量与潜力》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梦的吸引力未来可超越美国梦”。受访中国人中有超过 1/3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理想国度”，但这种看法仅限于当前，有 42％的中国民众认为，再过 10年，中国将会成为“理想国度”。7

究竟是谁出卖了美国梦？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是美国的政客、政府、富人、大公司，他们通过权钱交易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使得普通美国人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美国的政府替富人减税，用的理由是富人和他们的大公司能给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但这种局面基本没有出现。富人和大公司不热心把利润汇回美国国内，而是更多地把钱财转移到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卢森堡、瑞士等逃税天堂；富人与政客勾结，左右了智库报告和媒体宣传，使政府大幅度地放松管制，结果在短短的 20来年内，“美国中产阶级所享有的工资、福利和其他许多经济利益都被侵蚀”。

当然，该书作者也提到美国大公司出于超级利润考虑，纷纷把工厂迁到了中国，导致中国工人抢走了很多美国工人的饭碗，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中国梦”其实还是比较包容的，某种意义上与“美国梦”也是相通的，“中国梦”的实现不妨碍“美国梦”的实现。在中美两国经济高度依存的今天，“中国梦”甚至可以帮助许多美国人实现“美国梦”。在中美经济关系中，双方都获益匪浅，但如果仅就货币化的利润角度而言，美方无疑是获益更多的一方。问题不是中国工人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而是美国自己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美国富人从中国获得的大量利润只是肥了富人自己的腰包，而没有通过税收等手段回馈到美国的普通百姓。

这就牵涉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自己的政治体制是不是出了问题。其实，美国与其天天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体制困境，好好推动一下自己的体制改革。如果这么大一场危机之后，普通美国人的资产损失在 1/5到 1/4之后，还是不深刻反思体制问题，还是不惩罚造成危机的金融大鳄，还是继续金融界高管与政界高官之间的“旋转门”（即先在金融界工作，然后去政府工作，然后再杀回金融界工作），还是仅仅满足于通过美元量化宽松来转嫁危机，那么下一场危机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在《中国震撼》中曾用“第二代腐败”这个概念来描述美国金融危机背后的腐败。“腐败”在中国是一个广义词，在媒体中广泛使用，几乎可以用于任何领域，如足球腐败、新闻腐败、医疗腐败、金融腐败、学术腐败、交通腐败、彩票腐败、节日腐败、低龄腐败等。相比之下，“腐败”在美国媒体上是一个狭义词。这么一场导致美国百姓资产平均缩水至少 1/5的金融危机，美国主流媒体最多只使用“道德风险”（moral hazards）来描述，而不使用“金融腐败”这个事实上更为准确的概念，因为 1.5万亿美元的劣质贷款被神奇般地包装成了优质金融产品，得到权威评估机构的认可，大都成了 3A级金融产品，然后再卖给各国的银行。这些金融大鳄钻了法律体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领域，坑蒙拐骗，无所不做，但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练，特别是“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等行为令人发指，导致美国百姓财富大缩水，并最终祸害全世界。8

其实，美国和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献金”和“金钱游说”等现象都属于“第二代腐败”，中国把许多驻京办看做腐败，而美国把华盛顿成千上万家游说公司看做“公民社会”；中国禁止买官卖官，美国政治捐款多的可以当大使，这些把解决不了的腐败问题合法化的做法，在美国司空见惯。但依我之见，美国对“第二代腐败”的容忍最终只会造成美国未来更大的危机，加速美国的衰落。 2013年美国的政治畅销书《这座城》（This Town），生动地记录了美国各种游说集团如何玩弄美国政治的。美国现在的立法几乎都充斥了无数的妥协条款以充分地保护各种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奥巴马的医改法案（《患者保护与评价医疗法案》）长达 2 000多页，包括了各种补充条款和例外条款，说白了，这又是一个钱权交易后产生的、执行力非常之弱的法案。

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也有人对此表示疑虑。政府花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银行，银行继续把钱投入股市、房市和虚拟经济，所以股市和房市出现了某种“复苏”，但美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没有任何触动，这种“复苏”说不定只是下一场危机的前奏曲。严格地讲，这场危机恐怕是结构性的危机，而非简单的周期性的危机。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由于美国这些年并没有真正推进结构改，过去每次严重衰退后美国复苏的标记是 7％至 8％的增长率，但这种情况这次没有出现。9

也有学者认为，即使 2009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最富有的 10％的美国人获取了经济“复苏”成果的 149％，最富有的 1％的人拿走了“复苏”成果的 81％，而其余 90％的人的收入还在缩水。如果多数民众的收入持续下降，这又必然导致持续的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美国又该如何支撑其经济复苏和增长呢？这是摆在美国面前的一个难题。10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则警告美英为“英语圈繁荣”洋洋自得的预言家们不要高兴得太早， 20世纪 90年代美英两国也曾如此踌躇满志，甚至喊出“华盛顿共识”的口号，认为美国的互联网革命和伦敦—纽约金融圈将成为全球化经济时代的枢纽，如今“华盛顿共识”几乎已被历史遗忘。文章称，美英所经历的是“历史上最弱的一次经济复苏”，美英不过是工业化国家“选丑比赛”中“相对不那么丑的两个”罢了。文章认为美英的相对复苏，是靠历史上罕见的货币宽松政策“买”来的，这些货币将资产价格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鲜明的例子，是美国股市市盈率高到离谱，但就业率却仍在低位徘徊不前。虽然美英经济比一些国家要好，但“不要因此就以为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11

我个人认为，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大问题：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的“三权分立”也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左右了美国的各种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我认为，这三种力量之间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就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详谈。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 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春秋研究院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