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2012年 3月，福山先生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的文章，还是坚持 2011年 6月他在上海“文汇讲堂”与我辩论中国模式时表述的观点，即中国历史上遇到了“好皇帝”，朝代就兴旺发达，遇到了“坏皇帝”，就一蹶不振，他认为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以薄熙来事件为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还是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同年 4月，在伦敦书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举办的“中国浪潮”论坛上，《金融时报》的一位资深评论员也对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认为中国模式看来靠不住。

我坦率地回答了这位评论员的问题。我说，西方媒体今天也不否认中国下一届最高领导人的人选已经定下，这是第一位的大事；下一任总理的人选也已定下，这是第二位的大事。以我之见，这本身已说明中国高层接班制度运作顺利。至于薄熙来事件，它不会影响中国最高领导人接班大局，硬要扯上“好皇帝”“坏皇帝”的说法，实在是牵强附会了。

至于福山先生强调的“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西方国家的某些成功确实与这个因素有关。中国过去 30多年制度创新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重视制度安排，重视法治精神和程序正义，但我亦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否，主要不是取决于是否有“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而是取决于这些“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是否符合一个国家真正的民情国情，以及是否能够与时俱进。以我们熟悉的印度为例，它似乎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是印度方方面面几乎都落后于中国，其多数社会指标甚至还达不到中国西藏地区的水平。日本似乎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日本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十年九相，治国乏力，经济衰退也持续了 20来年。美国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这一切似乎日益演变成了一种“制度僵化和法条主义”，这自然是美国体制中最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这种僵化的制度下，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尖锐对立，使美国的各种体制改革步履维艰。在这种法条主义模式下，美国的社会治理成本异常高昂，用福山先生的话就是“否决政治”盛行，使必要的改革措施无法实施。西方“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确实需要好好改革了。美国著名媒体人扎卡利亚不久前也感叹：“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其他国家行动迅速且具远见，而我们（美国）的政府却瘫痪了。不停地说我们拥有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体制确实很好，但在其失去功能的情况下还这样说，就很像那些没有脑子的啦啦队了。” 我前面已经概述了美国中产阶级和“美国梦”遇到的困境，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种困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个人以为是美国的政治模式出了问题。美国与其天天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政治体制的问题。对美国政治制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美国的民主制度，基本上已经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人曾引以为自豪的“三权分立”今天几乎成了政府“无能为力”甚至“政治瘫痪”的代名词。

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最大困境在于：“三权分立”本质上仅仅是一种局限在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安排，而在政治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可以左右美国的许多制度安排。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这三股力量之间失衡，资本力量独大，这应该是“美国梦”被“出卖”的主要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眼光已经超出了美国模式，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政治探索意义非凡。

西方不少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变成了“钱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如前所述，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仅限于政治领域，本质上这些权力还是被资本力量所驾驭。现代社会需要超出政治领域内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大致平衡和良性互动，否则的话，“钱主”将左右“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 99％与 1％之矛盾也可能因此而长期化，最终导致更大的危机。

改革开放 30多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经济和社会力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一种平衡。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这三种力量格局在中美两个国家的巨大差异。

在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了，影响着政治力量，换言之，在强大的资本力量下，美国的政治力量缺少必要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几乎只能顺着资本力量的要求走。同样，美国的资本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

长期以来，美国的政治传统是美国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对于美国的政治力量有某种限制，美国法律甚至规定过，为了防止富人操纵选举，个人向总统竞选人的捐款上限为 2 500美元。但近 30年来，特别是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资本力量跃升，其能量显然压倒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美国民主真正成了“钱主”。

再看中国，历史上，中国政治力量总是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的地位，也处于相对比较中立的地位，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都在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大致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资本力量的长处在于它善于创造财富，展现效率。过去 60多年的历史表明，前 30年间，中国对资本力量压制过多，导致了经济活力严重不足，民生改善进程过慢，但随着改革开放，资本力量迸发了，中国人创造了财富增长的世界奇迹。但资本力量也带来自己的副作用，如果没有其他制约力量的话，资本逐利性的特点会导致社会高度两极分化和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

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限制。中国最富的 100个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的，而美国最富的 50个人应该足以左右白宫的决策了。资本无祖国，这些年又出现了新现象：今天资本力量要求改善本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愿望已明显减少，因为通过全球化和网络化，他们最大利润的来源地可能已经不是本国，这也是西方面临的一个新的制度困境。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但中国政治力量总体上还是保证了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三种力量的这种平衡格局应该是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可能也是普通百姓的“中国梦”前景可能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的主要原因。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力量也迅猛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参政方式。前 30年间，中国社会力量过于单薄，这导致了许多问题，包括社会生活缺乏活力、信息反馈严重失灵等，这也是为什么当政治力量过强，导致了像“大跃进”和“文革”这样严重的问题出现时，社会力量也无法实现及时有效的反馈和反制。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和互联网迅速崛起，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中国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许多公共政策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从未像今天这样公开和深入，这种讨论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广泛。但社会力量也有盲目的一面，特别是福利最大化和民粹主义的趋势也在发展。好在中国的政治力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开始更多地对社会力量进行引导甚至纠偏，最近强调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对网上谣言的治理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政治力量头脑清醒，这种纠偏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值得肯定。

总之，“美国梦”的困境和美国今天很多的问题，主要源于资本力量过大，制约了美国政治力量，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美国社会力量，结果造成了资本力量过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了美国多数民众的利益。如果美国不能及时调整这三种力量的关系，“美国梦”的困境估计还会继续下去。相比之下，中国模式下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的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 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关键原因，也是多数中国百姓梦想成真比较顺利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由此而推论：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安排都继续按现在的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梦”实现的前景应该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 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春秋研究院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