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构强势的中国话语 

2014年 3月访问柏林，电视里正好在播一个 BBC的节目，叫“自由 2014”。节目里一位加拿大宇航员拿着当年“冷战”时期从外空拍摄的柏林夜景照片说：“你们看，明亮的部分是西柏林，暗淡的部分是东柏林，这就是自由民主国家和专制独裁国家的区别。”已经 21世纪了，西方很多人看待世界还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化，还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放大的东德”，简直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其实，我们从抵达柏林的一刹那就感到：与上海相比，柏林要“暗淡”很多，其机场可以用“简陋”两个字来形容，其城市可以用“空空荡荡”四个字来形容，其夜景可以用“比上海差太远”六个字来形容。当然，德国还是有不少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但这种“民主与专制”话语的荒谬性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崛起过程中，有个绕不过去的坎，这就是西方话语。中国人爱好和平，从来不想惹事，只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过得红红火火，中国人想低调做人，想韬光养晦，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遗憾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西方媒体的影响，哪怕你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到了西方，那里的普通百姓都会问你，中国怎么有这么多人权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民主国家呢？尽管中国是世界上进步最大的国家，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国家，是人民对自己前途最乐观的国家，但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媒体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负面报道，背后是许多西方人盲目的政治自信，是“历史终结论”的影子还在作怪，所以我们要点破西方话语，要解构西方话语，要指出这种话语的不智和荒谬之处，同时我们还要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对国人说清楚，对世界说清楚。

今天中国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老二”，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然而，“世界老二”不好当。美国已经扳倒了两个“世界老二”，先是苏联，后是日本。前者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后者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是接轨的，但美国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自己变成“世界老二”，它很害怕失去“世界老大”的位置。从这些年美国的各种战略部署来看，它已经加紧了对中国的各种“制衡”。随着中美硬实力差距的缩小，它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软实力来牵制和阻碍中国的崛起。 2011年，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曾在《外交政策》上撰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道出了美国的考量：“与我们的军事力量或经济规模相比，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最有影响力的资产是我们的价值观，特别是我们对民主与人权坚定不移的支持。”1

美国在“软实力”方面针对中国主要采用了两个方法：“内部制衡”和“话语制衡”。所谓“内部制衡”就是培养和支持中国内部的敌对势力，包括“藏独”“疆独”势力、各种异见分子和“意见领袖”，培养和支持中国内部亲西方的知识精英和媒体舆论。所谓“话语制衡”，就是以西方话语为武器，不断设置各种瓦解中国人心的议题和忽悠中国公众的话语，以期最终实现某种“颜色革命”，使中国陷入混乱乃至解体，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的政治文化中没有“与人为善”的观念，只要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与人为恶”将是常态。在美国硬实力持续下降的同时，美国加强了软实力的攻势，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和认识，绝不能以自己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来代替坚定有力的反制措施。

这种“内部制衡”和“话语制衡”的方法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在迈向世界第一，但美国以及西方势力影响下的一些中国人，唱衰和谩骂中国体制的舆论从未中断，导致了相当多的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界人士处处以美国模式马首是瞻。这种对美国模式的顶礼膜拜使他们敌视和诋毁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对于中国存在的问题，他们要上纲上线，一切都是制度问题，最好是拆了“故宫”建“白宫”。他们硬是把一个世界上崛起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国家描述得一片漆黑，这不公道，当然也不得人心。对于美国和西方存在的大量问题，他们则帮着文过饰非。

没有话语是无法真正崛起的，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即使是自己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做是做错的，或者是过渡阶段的，最终要转到西方模式，尽管西方模式早已处在重重危机之中。没有话语的崛起，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梦想也可能因为西方话语忽悠，而前功尽弃。当年，武装到牙齿的德国法西斯没有能够摧毁苏联和南斯拉夫，但美国和西方的话语可以把他们摧毁，这个教训我们必须铭记。我们千万不能被如此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而功亏一篑。我们今天已经解决了“挨饿”、“挨打”的问题，现在是解决“挨骂”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要抓紧补上这个短板，这是关系到中国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应该尽快把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

没有话语就会很被动，和西方谈人权，有点像汇报工作，和他们说我们的人权和民主建设正在取得进步，然而由于中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很多方面还达不到你们的水平。这样谈人权还是在西方的话语语境中谈人权，只会越来越被动。我们要掌握主动，要超越西方僵化的话语体系，从人类良知的角度，以中国人自己的认知和话语来回应西方的话语挑衅。如果美国要和我们谈人权问题，我们非常欢迎，但首先要告诉美国：我们认为 21世纪对人权的最大侵犯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最保守的估计这场战争已经直接造成了至少 10多万无辜平民的死亡，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我们应该这样质疑美国：“伊拉克战争杀害了这么多平民，这是大规模地侵犯人权呀。对这个问题你们至少也应该向国际社会、向伊拉克人民作一个解释呀，否则你们怎么有资格来和中国谈论人权问题呢？”我想这样的话语并非只是为了谴责和调侃美国，而且也是陈述事实，我们这样谈人权，不仅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也会得到西方多数人民和全世界多数人民的支持，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没有自己的强势话语，就没有定力和担当，就无法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甚至会在很多问题上不知所措。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许多政府部门甚至只能跟着西方势力操纵的“民意”走，跟着“网络”和“微博”走，就是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各种方式的网军“灌水”、“注水”、“删帖”，使网络和微博早就失去了公允性。前些年中国的这种状况连很多外国人都觉得诡异，2011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干脆刊登长文，把“中华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称为“谣言人民共和国”（the People’s Republic of Rumours）。 "一个叫秦火火的人造谣传谣 3 000余条后才被抓获，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他和他所代表的黑暗势力要“谣翻”中国。在西方国家，你造三次谣，甚至造一次谣，一定被抓。这些年，类似秦火火这样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了，直到中共十八大之后才开始被扭转。

记得 2011年福建发生了一起屠童案，惊动了国人，全国都安排警力保护学校，我当时还在欧洲，我的直觉反应是中国校园怎么一下子降到了美国校园惨案频发的水平，这不太可能。我一直认为中国校园属于世界上最安全的一类，这迄今为止都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当时的国内舆论，包括主流媒体在内，或多或少都把这些惨案归咎于中国当前的社会不公，这实在令人费解。如果这种话语可以成立，那么比中国校园悲剧多得多的美国校园枪杀案无数，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社会早该崩溃了。如果这种解释可以成立，那么美国的“ 9?11”恐怖袭击和俄罗斯 2010年莫斯科地铁爆炸则是更深层次的社会不公所致，但美国和俄罗斯主流话语一致把这类行为归结为恐怖主义。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源于种种原因而产生的失意者，其中总有极少数人可能转变成极端主义分子。无论社会是否给他以关怀，他总是仇视这个社会，甚至不惜以极端形式来报复社会。这种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中国有，瑞士有，美国也有，甚至比中国还多。对于这种变态者的所作所为，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应该给予同声谴责，因为他们的行为超出了人类文明的底线。但是由于话语缺乏，我们不少媒体和舆论完全受民粹主义左右，不但不谴责这种行为，而且以此来渲染社会对立和对抗。

中国正处在迅速崛起的时期，中国社会也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之中。各种利益调整自然带来了一些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等问题。中国媒体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以公正、客观、冷静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问题，引导社会走良性调节的道路，而不应该诉诸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平民化的“大众式狂欢”，它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理性的思考，不在乎一个民族长期和整体的利益，而只在意情绪的宣泄。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平和向善的社会。美国西奥尔良海啸后和海地、智利大地震后都立刻出现了大规模的抢劫和其他犯罪活动，而中国汶川地震的规模十倍于它们，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有再多的问题，也还是处在自己发展的最好时期，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中国人平和向善的文化基础上，秉持理性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重蹈民粹话语的覆辙，千万不要走西方一些势力所主张的社会对抗的道路，我们不能把一个凝聚力极强的中国再一次变成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社会，这只会使中国人百年的富强梦最后功亏一篑。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只要秉持理性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顺利度过较为艰难的社会转型期，迎来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前行，不久我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用自己的话语清晰地向国人、向世界说明我们从哪里来、走什么路、往哪里去，自信地回应海内外对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的一切质疑。我们已经无法回避任何外界的质疑了。我们必须加强中国话语建设，我们要构建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话语体系。所谓“全面的”，就是指我们的话语要能够全面地解释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来；所谓“透彻的”，就是要把大家关心的各种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使我们的普通百姓和一般老外也能听懂；所谓“强势的”，就是要强势回应西方话语的挑战，西方指责中国的话语属于强势话语，国内亲西方势力谩骂自己的国家和制度也采用西方的强势而又浅薄的话语，我们有必要强势地予以回击。

我们的执政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许多话语，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都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话语体系，对于凝聚全党共识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对中国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光有这些话语还不够，我们还需要进行话语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构建包括民间话语、学术话语和国际化话语在内的大话语体系，构建接地气的、有学术含量的、能与国际社会进行沟通和对话的更大规模的话语体系。

中国学者要从僵化的西方话语中彻底解放出来，中国崛起的伟大实践早已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这种实践呼唤中国自己的话语构建。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的一切有益的知识，但一定不要失去自我，做西方话语的“传声筒”和“打工仔”是没有出息的。

西方的特点是承认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强大后，他真的尊重你，软实力强大之后他也会尊重你，而我个人认为政治话语是软实力的核心。我们一是要解构西方话语，二是要建构中国话语。这个过程中，会有必要的交锋，这个坎绕不过去，只有通过交锋，最终才可能交流得更好。在西方，如果人家向你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避而不答，那你就输了，你所代表的国家就输了。所以我主张自信地回应西方话语的挑衅，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把自己的话语体系建立起来，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的感受是，中国话语可以走遍天下，我们可以用中国话语把中国的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也可以把世界的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我们软实力的受众，特别是海外的许多受众，总体上是比较自信的，有的是出于宗教信仰，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信仰，有的是被西方媒体洗脑了，所以很多人是盲目自信，莫名其妙地自信，喜欢教训中国，但经不起交锋，真的交锋，一点就破。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我在伦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BBC一位主持人问我是否能够参加一场关于“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的辩论，我说没有问题，一定参加。在今天西方媒体的话语中，所谓“人民力量”指的就是“颜色革命”，他们还邀请了一位研究波兰团结工会的美国学者和研究“埃及之春”的土耳其学者。主持人很资深，也有一点傲慢。在辩论正式开始前，她先问了我一个问题：张教授啊，你认为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我说，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西方对中国的政治预测为什么老是出错？我都想不起来哪次是对的。我说，我本人曾订阅过贵国的《经济学人》杂志达 15年之久，如果叫我打分的话，关于中国政治的预测，它只能拿 C–，就这么个水平，预测了半天还不如我一个人预测得准。辩论开始后，她问我，你如何界定“人民力量”？我说，这个概念在西方媒体上，几乎成了“颜色革命”的代名词，也就是人民起来，而且往往是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推翻一个政府，但中国有一个很好的成语，叫做“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民力量”就像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在“颜色革命”中，人民造反，推翻政权，这是“覆舟”，但人民也可以“载舟”，中国过去 30多年的迅速崛起就是一个“水可载舟”的经典案例。13亿中国人动员起来了，投入了一场改变自己命运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短短 30多年，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和一个卓越能干的执政团队实现了一种高度的良性互动，创造了中国崛起的伟大奇迹，而且这种奇迹还将继续下去，中国将在 1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

在场的那位美国学者大概从未见过如此自信的中国人，惊讶地说：“我周围的中国学者告诉我，中国面临的挑战太多了，一党制已经无法应对这些挑战，他们认为不能排除中国走向崩溃。”我说：“你周围大概是一批持不同政见者，老是盼望中国崩溃，但是这种关于中国崩溃的预测已经说得太多了，世界上还有多少人相信？”我建议她花时间好好研究一下中国历史，我说：“中国有四千年的朝代史，一个好‘朝代’的寿命至少 250年，比美国历史都长。今天怎么都是中国历史最好的‘朝代’之一，所以中国今天的崛起，还是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 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春秋研究院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