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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制度超越:三种力量的关系

一、感念邓小平:中国模式的意义 

张维为

2014年09月12日14:04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有机会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英文翻译。我第一次为邓小平做翻译是在 1985年 8月 26日,他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会见开始前,邓小平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外交部工作人员,并听取汇报。邓小平先与吴学谦外长握了手,然后与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吴外长介绍:“这是英文翻译小张。”我和邓小平的目光也有一个短暂的交集,邓小平的目光相当平和。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他停了一下,好像“上海”这两个字给他带来某些特殊的记忆。“知道霞飞路吗?”邓小平问我,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点对往事的回忆。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淮海路吧。”他微笑点头。

这次会见给我印象很深。当时穆加贝非常“左”,总担心中国要放弃社会主义了,邓小平反复给他解释。最后,我看邓小平都有点不耐烦了,斩钉截铁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 ”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会谈结束时,穆加贝对邓小平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小平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想起来,邓小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光、思路、清醒、大气。

首先是眼光。邓小平是一个大战略家、军事家,具有超长的战略眼光。一般西方政客谈的是“一百天内要做什么”,邓小平则是“一百年内要做什么”,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长远的战略型政治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长远的战略定下了,近期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因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也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初,他就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确保中国在 21世纪中期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个战略今天我们还在坚持。关于社会主义,他始终坚持两个东西,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而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形式。只要有了这两个东西,即使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一时的贫富差距拉大,我们也有办法在发展中逐步解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都属于跨长度的大战略大构思。

其次是思路。邓小平是一个战略思想家,他在我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着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真是很“酷”。会见外宾前,他都要听汇报。听完汇报后,他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沉浸在思考中。他喜欢和别人谈一些“自己脑子里正在转的东西”,他的许多新思路经常能使人眼睛豁然一亮。他南方谈话中最令人眼睛豁然一亮的那段话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下子就把纠缠中国改革开放很多年的结打开了。

再次是清醒。邓小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相信实践出真知,他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不要靠本本,而要靠实践。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发明权是农民的,是邓小平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种高度务实的实践理性,使中国避免了民主浪漫主义和市场浪漫主义的陷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西方当下对民主的信仰像宗教一样压倒了实践理性,结果也走进了死胡同,未来的路只会越走越窄,这种制度走向衰退的结局恐怕无法避免。

最后是大气。作为一个人,邓小平极为大气,乐观豁达。他一生中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多次大上大下。一个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时候,他总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总看到危机背后的机遇。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这是了解邓小平及其思想的很好切入点。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外部和内部世界的情况: 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 1991年 12月 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红旗落地,西方世界欢呼雀跃,这就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我们的内部一片悲观,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的大有人在。于是有人主张要全面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特别是认为在经济领域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改革开放的措施停滞不前和发展速度下滑。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此时邓小平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和令人叹服的远见。他在危机中看到的是机遇,看到了中国的机遇,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机遇,但他觉得好像周边很多人还看不到,所以他很急。苏联解体之后才 20天,他就开始视察南方了,他有话要说。

邓小平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和东欧,最了解苏联模式的。他 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将近一年,1949年以后又 7次访问苏联,会见过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几乎所有最高领导人。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1990年我去苏联,看到苏联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里柜台几乎都是空的,少数不空的柜台前都排着长队,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一些人只说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这显然是不准确的,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四个字放在最前面,他对此是深思熟虑的。

另外,邓小平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苏联领导人的政治素质有问题。据透露,邓小平私下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实际上很蠢。我把这个评价和很多俄罗斯朋友都讲过,他们非常同意。苏联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它本来还是有一手好牌的,结果被美国彻底忽悠了,搞得经济崩溃,国家解体。

在南方谈话前,邓小平对苏联和东欧的事态发表了一系列评论。 1989年 9月 4日,他表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他还表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 ”11990年 7月 11日,他向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指出:西方对东欧的变化“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2 1990年 12月 24日,东欧已经出现了剧变,苏联呈现一派乱象的时候,邓小平说:“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3 1991年 8月 20日,也就是苏联解体前 4个月,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4

实际上邓小平走的是险棋。他非常明确,中国要大力“利用”外资,但“外资”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对中国整体实力的补充。中国不是被外资控制,而是要壮大自己,最后反过来超越西方。这是一步险棋,大概只有中国敢走,而且基本成功了,因为我们有中国模式,我们有比较强势、有为、中性的政府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利用外资,但真正成功的不多,他们往往不是真正“利用”了外资,而是整个经济都被西方资本控制了,毕竟西方一个跨国公司的资产可能就超过这些国家的 GDP。我自己感叹的是,在那个充满危机的年代,邓小平看到了机遇和希望。今天中国的处境比当时不知好多少,但我们一些人却越来越没有自信了,这是说不过去的。

现在国内关于中国模式还有一些争论。其实,就我自己的记忆而言,邓小平从未回避过“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邓小平的话语中,“中国模式”的主要涵义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也往往是“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同义语。今天国内围绕“中国模式”的争议确实有点令人诧异。我记得当时在外交部翻译室,会不时讨论给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时遇到的一些难点,其中就讨论过“中国模式”应该翻译成“ the Chinese model”,还是“ the China model”。最后定下来用“ the China model”,这个表述方法更贴近中文的原意。依我之见,邓小平至少从三个角度多次谈论过“模式”和“中国模式”:

一是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进行一般性的论述。例如,邓小平多次强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5 1990年 7月,他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6

二是评论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时,邓小平也多次说过“中国模式”。例如 1980年 4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记者电视采访时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或输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 ”7因此他告诫:“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8

三是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 1985年邓小平会见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我担任翻译,他当时对加纳客人说:“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结合自己的情况去探索自己国家的发展模式就好。”1988年 5月,他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又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的模式。”他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建议莫桑比克“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9

我认为中国模式,在狭义的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在广义的层面,指的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经验和思路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和思想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指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在狭义上,“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各有侧重;在广义上,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

我们今天很有必要澄清围绕“中国模式”的几种误解。第一种误解认为中国模式是由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现在不少文章都说美国学者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识”,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我们在基本肯定雷默对中国模式研究贡献的同时,也要知道邓小平早在 1980年就明确使用了“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 20世纪 80年代多次使用,并在 1988年明确地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而雷默是到了 2004年才提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是中国迅速崛起的关键,是中国重要的政治软实力,把这个概念的发明权拱手让给他人,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利益。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板”之意,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所以还是慎用“中国模式”为好。但如上所述,“模式”这个词确有“示范、样板”的意思,但也有另一种被世界广为接受的含义,即对某一种事物或现象进行概括性的描述,大致上等于英文中的 a pattern of behaviour or phenomenon(某种有规律的行为或现象)。所以“中国模式”指的就是对“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经验和思路”的归纳,就像我们过去 30多年中无数次用过“深圳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浦东模式”等概念,它们就是对这些地区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毫无强加于人的意图。我自己 2006年曾经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中国模式的魅力”,谈的就是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也没引起过别人的误读。10

第三种误解是强调中国模式还没有完全成功和定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其实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已经取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成绩,带来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模式已经震撼了世界。至于一种模式是否定型,这倒是可以商榷的。其实,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的,都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一旦认为它完全定型了,不用与时俱进了,这个模式走衰的进程就开始了。

福山 20多年前曾提出过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发展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历史就终结了,结果这 20年正好见证了西方世界不断地走衰。西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西方模式必须进行改革,否则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模式,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一种与时俱进的模式,但其主要特征已经形成,并将继续指导中国的进步。

以我自己的观察,国内主要有两种人不赞成中国模式:一种是不赞成“模式”的提法。他们基本认同中国自己的一系列做法、经验和理念,但认为应该用“中国道路”的概念,因为“模式”这个概念会给人一种发展道路凝固化的感觉。但如我上面所说,在广义上,“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是相通的,两者表述了大致同样的东西,只是侧重点不同。另外,“模式”这个词国际上更通用,一讲人家就明白,“道路”这个词国际上不怎么用,国际沟通中的难度也更大。

还有一种人是不赞成“中国模式”所包含的内容。这些人只认同西方模式,他们认为只要你跟西方不一样,你就还没有转型到位。这种人否定中国模式也不奇怪,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怎么能有自己的模式?世界上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模式。好在大多数中国人不信这个邪。要是中国人当初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没有坚持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那么恐怕中国连国家都解体了,还谈什么中国崛起。

学者潘维曾调侃过后一种人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他说,批评“中国模式”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中国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陷”。然而,现实的世界怎么可能有没缺陷的完美国家呢?当然,有人认为美国完美无缺,美国的经验完美无缺,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第二,中国还处在“变化”中。然而,现实的世界怎么可能有不变的国家呢?哪个国家在几十年里没经历巨大变化?当然,美国两百年没变,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可以有“中国模式”。第三,中国太特殊,经验不能扩散,而且扩散有害。然而,哪个国家的经验不是特殊的?当然,美国不特殊,美国的经验可扩散,而且扩散了对他国无害,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可以有“中国模式”。11然而,我们知道照搬“美国模式”而成功的例子实在是天下难觅,失败的则比比皆是,连美国自己今天都陷入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今天的“美国模式”恐怕更多是反省的对象,而不是照搬的榜样。

羞于提“中国模式”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政治不自信,而这种不自信正是导致中国今天许多问题的根源,它已经导致许多人精神上的萎靡不振,导致了“大国小民”心态在一定范围内的蔓延。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不朝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模式固然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西方模式竞争,它本身形成于高度的国际竞争之中,所以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它的成绩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它也给西方带来了巨大震撼。习近平主席在多次讲话中都使用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这种表述方法,这是实事求是的,展现了中国领导人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符合中国人民整体和长远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 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春秋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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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实习生、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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