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有
了凡先生訪雲谷會禪師於棲霞山對座三晝夜，竟然不起一妄念，聖也？凡也？居然使禪宗大師大為驚奇。這對我們今人一些靜修者應有絕大的啟示：不起一妄念，仍可能是凡夫。了凡與雲谷會的對話，展示了儒家、道家、佛家關於命運理解的精髓，也說明了三家思想不只是在形上境界有共同之處，即使在形下的社會生活的教化和境遇上也可以相互補充，為學人立命提供啟示借鑒。雲谷會禪師提到立命要立“義理再生之身”，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宋明以后的儒學家喜歡稱“義理之學”，側重探析和思辨經義名理。理不辯不明，即使是自小熟讀經典的了凡先生在雲谷會禪師的啟發下，反思自己誤讀了號稱“亞聖”的孟子之言。看來，經典智慧的顯示，有時並不是字面的意思，確實需要千百年來學人透過三教的深度証悟為人們解紛釋惑。
雲谷會禪師關於三教義理對命運的比較解說，使了凡先生重新審視了自己的命理觀。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兩人皆認同中華人文“反求諸己”的內求方法論原則在命運觀上的表現——“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反躬內省，求有益於得，則內外雙得。了凡先前被算定的命運，經他自己追省，與有過而不能改的因循有關﹔而雲谷會禪師為他指明的路子亦是通過個人的積德行善來改命。這其中，似乎又回到世俗所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理之中，一些人總是從為什麼有些人行善得不到好報、作惡卻善終的生活例証來簡單否定這一普遍原理。因為對“善”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別（《了凡四訓》中對此有精准的分析——下文將談到這一點），加之“報”的復雜性（甚至有“天報”與“人報”之別），善惡的因果觀並不是常人想象的那樣簡單明了。其實，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因果觀是科學、是哲學，並不是什麼宗教迷信。抽調了因果決定論，不但自然科學大廈轟然倒塌，就連社會歷史科學亦將不復存在。個人的因果既有決定性的一面，亦有非決定性的一面。我們總是講，“稟性難移”、“性格決定命運”等，一個人的脾性、性格優缺似乎很難改變，因此造就了看似多舛、實則必然的運勢。個人那些“稟性難移”的因素，長期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機緣。如果我們下決心從“根”上改因，那麼“果”上即可能造成不同的命運軌跡。積德行善，也有一個比較長的歷程（其中有對過失的不斷改進）。這看來是個人的所作所為，但它指向的對象恰恰是為了他人、甚至是社會大眾，進而即形成新的向善的機緣，命運的軌跡就會不斷偏離原來的“航線”，越來越得到優化。
了凡先生在雲谷禪師指導下的“改命”歷程，“事”上論，即為第一訓的后半段﹔“理”上論，即為第二三四訓的內容。事上顯理，理中融事，為后學者樹立了由淺入深、步步進前的路子。其中有些內容粗看神秘，其實頗有深意蘊含。比如，初引入佛家“准提咒”，無非讓人排除各種干擾，專則一念，在人生所謂的豐歉、窮通、夭壽中成就不二之學。這種措施，不失為培養意志力、磨練專注力的好方法，久久為功，恆心成就。我們要注意其中了凡先生在“改命”中反思的深度，他在“功過格”的基礎上又置一冊“治心編”：所行善惡，纖悉必記。人的行為都有自己的動機，有的動機即連自己也難以梳理清楚。之中牽涉個人的、社會的價值基點，乃深層自我意識的調控處。從心理意識的發軔點入手，這就是宋明以后儒學家常說的修養要從“一念入微”處用功的關鍵。還有，在善業完成后的“回向”是典型源於佛學的修行理念。實際上，此不過乃俗界“報恩”的另一種說法而已。另外，“回向”的深層意義在於，不受已經建立起來的善業的泥滯，將一切“清零”后再行新的進步。
個人的命運乃至民族和國家的命運，的確是能夠再造的。在二十世紀的歷史演變中，共產黨正是依靠馬列主義先進理論重塑了中華民族的命運，人民翻身解放后也可以說獲得了新的“義理之身”。有人此種意義上把毛主席、共產黨稱之為佛菩薩也未嘗不可。我們共產黨人把共產主義作為自己奮斗的信仰，這即是共產黨人的“立命之學”，它遠遠超越了傳統條件下知識分子較為狹義的善的追尋。首先能“自立”才能“立人”，先要用先進的理論武裝自己然后才能武裝別人。在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能否堅守這一歷史使命而不蛻變，並隨著新的形勢百折而不撓，是真假共產黨人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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