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之改變與善性“正能量”的發揮【2】

“革命”由革“他人之命”，轉變成了“自我的完善”，某種意義上這就是革“自我之命”——更多的情況下不是要在肉體上進行“自殺”，而是境界的提升、觀念的進步、精神的覺悟，最后達到社會文明的整體躍遷。“自我完善”，僅僅停留於利益的調整還遠遠不夠﹔如果打著“完善”的口實，在經濟和政治上強取豪奪，那麼殷鑒不遠，前蘇聯和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驚人的“歷史周期律”就會將再現於我們的生活中。恰恰需要做到的是，消弱權力和資本的天然瘋狂組合，瓦解利益集團構筑的無形同盟，使社會大眾在經濟和政治上均衡化，是我們共產黨人責無旁貸的使命。共產黨人特別是黨的大多數高級領導干部如果過不了經濟利益這一關口，一切的信仰、一切的理想、一切的說教，就將化為烏有。

這是一個巨大的矛盾——一方面要求共產黨人帶領社會大眾取得物質生活的進步，“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來滿足人民的需要，一方面要求共產黨人在社會物欲方面日新月異、眼花繚亂的產生中保持“定力”，堅守“沒有自己特殊利益”的純潔性。可能有相當一部分人能夠經受住真槍實彈硝煙的考驗，但經受不住糖衣炮彈的考驗。《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我們共產黨人在一個新時代裡不能沉入這個陷阱，就要在“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目標下學會處理這些財富，使之成為擴大、豐富和提高生活的一種手段。依靠黨章黨規的黨性修養以及理想信念教育，在約束黨員及其領導干部行為方面確實發揮了極大影響力。畢竟來自於一個政黨團體的紀律規范、一個理想社會目標的追尋過於外在化，如果能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源於心性克制的修養結合起來，作為歐洲文明精華的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應當更能躍升台階，不僅可以扎根我深層的文化土壤，或許為馬克思主義的當代發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提供文明交融后的創新機遇。在改造現實社會經濟利益的指導思想層面，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並成為執政精英階層的共識﹔如何使其進入社會大眾的精神信仰深層，則需要找到更多的相通處，植入中華文化的基因——顯然，社會在此方面沒有形成共識，各種自生和外來的似是而非的新舊觀念繼續障礙著人們的頭腦，文化的撕裂在一個開放的時代反而加大了創傷面。正如上面所說的，“自我完善”理論的提出，客觀上要求更多地注入以自我修養為主的文化因子，使自覺的糾錯意識和能力迅捷提高，使對經濟社會有可能陷入“物欲”陷阱的超拔指引更加明確。《了凡四訓》作為家訓文化的上乘代表，今天如擴充其主要局限於“家族”的目標導向，吸收其主要的、積極向上的內容，即可以為今人補一部分精神信仰之“鈣”，成為共產黨人強化黨性修養的“心學”養料。

二、“立命之學”的啟示

《了凡四訓》由四部分組成，開篇即“立命之學”。可能閱讀者感到奇怪：立什麼命？天地父母已經給了我“命”，還要什麼命不命的？這就是文中所說的一種命運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隻為因循二字，耽擱一生”。隨順這種命運的擺布，一生空過。袁了凡先生初亦如此，或聽憑父母安排學醫養生濟人，或聽任孔公數算讀書做官，更令人驚奇的是，精確到年月日時，發生的一切“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我們且不追求此是否迷信，關鍵在於你信他就靈：“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真乃古人所言：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到此境地，作者本人也就不再做很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