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是魏晉玄學的基本范疇，魏晉玄學正是以“言意”關系的探討為基礎而建立的，同時玄學又進一步促進了“言意”觀的發展。從殘存的文獻資料和零星記載可看出當時在“言意”問題上的激烈爭辯，如嵇康有“言不盡意”論，歐陽建有“言盡意”論，殷融有“象不盡意”論，王弼有“得意忘言”論，王導有“言盡意”論等。但是在玄學的思想背景下，這一時期的“言意之辨”最重要的意義，是接續了老庄探討語言與本體關系的“言意”觀，並將這一問題推進到本體層面的理論高度，因此“言意之辨”也成為注重本體思辨的玄學清談的一個重要論題，促進了“言意”觀的發展。

　　玄學貴無賤有，因此在“言意”關系上重“意”而輕“言”，這一點在王弼“得意忘言”論及嵇康“言不盡意”論中都體現得很明顯。比較特殊的是王導，《世說新語·文學》載王導“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王導所言三理皆是當時玄言清談之主題。但是在“言意”問題上，王弼等人認為玄學本體是絕言超象的，因此王導“言盡意”在當時玄學思想背景下可以說是比較新奇的。從王導等東晉玄學名士的清談中，可以比較直觀地看出當時的興趣所在，並由此了解王導“言盡意”的基本性質及其意義。《世說新語》有幾條關於玄言清談的記載頗值得注意，如《文學》篇：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余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嘆曰：“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

　　遐以辯論為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嘆服。

　　從這些記載來看，當時玄言家們在玄理清談時竟“未知理源所歸”，而聽者亦但嘆賞其言語風度之美，而“不辨理之所在”，甚至聽不懂清談內容的人也為其辭藻聲韻之美而嘆服，說明當時的玄言清談的興趣已從玄理論辨轉向對清談的語言和風度的欣賞，故顏之推《顏氏家訓》謂清談“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這種轉變的意義是語言在事實上被提高到一種主導性的地位上來，不再是一種傳達的工具而就是目的本身，語言不是由玄理支配的，甚至可以說玄理依附在對語言的欣賞之中。語言的主體價值的確立是“言盡意”論產生的基礎，從這一點來講，王導“言盡意”論中，語言已具有本體的意義，言、理不能相與為二，可以說這乃是一種“語言的哲學轉向”。

　　東晉玄言清談所體現出來的這種語言觀，與王弼“得意忘言”、嵇康“言不盡意”截然不同，也不同於歐陽建探討的語言與形而下意義上的“言意”觀。王導之所以能夠發展出新的“言意”觀，建立新的語言觀，一個基本的原因是郭象之后玄學在義理上已幾無新的發展，語言的轉向成為清談發展的必然選擇。從《世說新語·文學》的記載可以清楚地看出時人清談興趣之所在：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后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王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后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庄子逍遙游。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所謂“注神傾意”“流連不已”主要皆源於對清談語言之美的欣賞。又《世說新語·文學》載：“支道林初從東山，住東安寺中。王長史宿構精理，並撰其才藻，王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謂曰：‘身與君別數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清談甚至要提早撰構語言辭藻，已頗近於文學創作，而特別值得注意的還有支道林所說的“義言了不長進”，意思大概是說清談之語言能力無所進步，可見時人對語言之重視。這一點體現了玄學影響下傳統語言觀的根本變化，語言由傳達工具轉變為具有獨立價值的審美客體。在東晉人看來，“意”就在“言”本身之中，“言盡意”也就是《庄子》說的“技進乎道”，“言”和“意”在本體的層面上實現了統一，語言本身就是本體，這就是王導“言盡意”所體現的語言的哲學轉向，語言觀的這一轉變對文學產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響。

　　東晉人將新的語言觀應用於文學的欣賞與創作之中，時人對詩文佳句的欣賞，即明顯體現語言觀上的轉變。如《世說新語·文學》載：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這種對詩歌語言本身的鑒賞，與儒家對《詩經》的政治倫理學的闡釋是完全不同的。又如《世說新語·文學》載：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雲：“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雲：“應是我輩語。”這些都可以視為文學批評，而其著眼點皆在語言本身。東晉人的詩歌創作更明顯地體現了語言觀轉變對文學的影響。東晉是玄言詩的時代，被后人批評為“淡乎寡味”的玄言詩，在當時人看來卻是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的，如簡文帝評玄言詩代表人物許詢的詩雲：“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孫綽《答許詢詩》雲：“貽我新詩，韻靈旨清。粲如揮錦，琅若叩瓊。”從音韻、辭藻高度評價許詢的詩歌。簡文帝所謂的“妙絕時人”其實不在於詩歌表現的玄理之絕妙，而在於其語言本身。這一點在東晉玄言詩中是很明顯的，如孫綽《蘭亭詩》：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皋。鶯語吟修竹，游鱗戲瀾濤。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兩句，可見詩人在玄理的剖析中亦重視語言辭藻之美，故曰“雲藻”。

　　王導“言盡意”體現了語言的轉向，從文學的角度來講，這是對傳統文學語言觀的解放，語言由傳達性的工具轉變為具有獨立價值的主體，正是語言觀的這種轉向才使文學作為語言藝術這一本質得以真正的實現，這是古典主義的一個基本維度。但是語言的這種轉變事實上並不是從王導“言盡意”論才開始的，西晉詩人在創作實踐中對語言辭藻之美的追求，事實上已體現出與此前詩歌完全不同的語言觀，如陸機《擬今日良宴會》雲：“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就是對語言自身之美的贊賞。應該說語言主體性的確立是一個發展的過程，西晉的詩風流變已比較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進程的開始，從而與漢魏詩歌以抒情言志、表現現實為藝術本質的詩歌精神呈現出較大差異。（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