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國家的經濟學說都首先是為解決本國的經濟問題而興的，民族特色非常明顯。學說史上一個非常明顯的典型例子是德國李斯特的學說。他在1841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當時的德國雖然如馬克思所說的，經濟學教授都是外國的小學生，但也有例外，竟有李斯特這樣富有民族性個性、不願做盲從者應聲虫的經濟學家。發達國家都把自己的經濟學說說成是世界性的，宣稱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一切國家的利益，是全體人類社會的利益，以便向世界推介，要以他們的“世界主義或世界范圍的經濟學”來代替落后民族的“國家的經濟學”。深諳本國國情的李斯特就不信這個邪。他說如果真按世界主義行事，落后國家的后果將不堪設想。德國隻能成為經濟強國的附庸，對英國等可以貢獻的就隻有停留在一些兒童玩具、木制鐘、哲學書等等之類的東西了。出於這種憂慮，他竭力主張落后的德國必須努力發展自己的現代工業，國內消除割據壁壘，對外實行關稅保護，保護國內工業發展。闡明一個國家隻有農業，就象人隻有一個臂膀一樣，靠農產品交換別國的工業品，就要受制於人。為此他提出廣義生產力論，認為整個國民經濟是個體系，政治、制度、宗教、科學、藝術、教育等等都是生產性的，要全面發展。李斯特的學說雖然當時沒有得到普魯士容克地主的認可，1846年他就自殺了，但在他死后不久的60年代就被採用，德國工業很快發展起來，19世紀末已是歐洲的工業強國了，李斯特也被謚譽為德國的工業之父。李斯特的這種民族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1927年胡適被邀在“中國經濟學社”上海年會上發表的演說時就對盲從西方經濟學表示不滿。他說：“此種‘洋經濟學’實與中國國情不甚適合。故中國經濟學家，決不當以人雲亦雲自囿。”①胡適和上面提到的夏炎德的這種不滿，不是少數。於是我國經濟學界也有不少例外的杰出者，出了一些有獨立見解的著作。如馬寅初在1935年出版了《中國經濟改造》，書中就說：“吾極端主張保護政策，以卵翼本國方在萌牙之工業，以圖掙脫帝國主義者之經濟鎖鏈。”②於是提出一些改革主張。雖然其見解是否正確，當可另行評價，但不失其民族精神。1946年王亞南出版《中國經濟原論》一書，全面深刻地分析了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形態，其科學精神如洞中燭照。解放后優秀論著就無可倫比地自然更豐了，最具代表性的當數馬寅初1958年出版的《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孫冶方1985年出版的遺著《社會主義經濟論稿》。馬寅初不唯上，孫冶方不唯蘇，以大無畏的科學精神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即使遭到批斗也不屈服。這種精神就值得我們學習。在必要的學習借鑒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同時，我們應當理直氣壯地承擔起創建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的中國經濟學的義務與責任。

政治經濟學在我國邊緣化，還因為政治經濟學以“政治”冠名，在我國就一直被誤解為是政治學科，除經濟學專業之外，都當作思想教育的政治課來開。加上過去極左思潮的影響，這門被譽為古老藝術的嚴肅學科就被在一定程度上貶義糟蹋了。

①（中國經濟學社社刊《中國經濟問題》第一卷第345-346頁。

② 馬寅初：《中國經濟改造》，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6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