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史料，似乎也有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有的人振振有詞，說沒有王安石，宋朝早就玩兒完了，還說，他的改革帶來了富國強兵，或者至少可能帶來富國強兵。另外一種說法恰好相反，說這小子把本來還好的事情弄得不堪收拾，就像一個病人本來還能喘兩口氣，結果被他這麼一折騰，直接就挂了。

這兩種完全對立的看法，我想，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擺平，在可以預期的將來也未必能擺平，這涉及我們對於宋朝社會狀況的評價，涉及我們自己的需要，涉及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立場和選擇，涉及我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標准。

大家知道，在王安石力排眾議鐵腕行政時，便已經遭遇到非議甚至抵制，但他的形象完全淪為負面，應該是在宋室南渡以后。到了晚清戊戌變法時期，負面形象得以改善，以至被揄揚為所謂“中國11世紀的偉大改革家”。這樣的稱許，與梁啟超翻案性的評價不無關系，他在1908年前寫成的《王荊公》即《王安石傳》，就充分體現了他本人的個性特征和教養，也體現了他所處時代的政治訴求。

按照梁啟超的說法，宋朝立國，跟漢唐大不一樣，漢唐的君主，特別是創業的君主，大都有統一宇內、澄清天下之志，也有那種氣魄，通過剪除群雄，然后一統江湖。宋朝不是這樣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是哥們兒推舉宋太祖從孤兒寡婦手中篡國，或許他原本就沒有澄清天下、統一宇內的大志雄心，即使有，他也無法落實，因為他不具備那樣的權威，牽制他的力量足夠強大。

梁啟超認為，宋朝的“弱”就是從這個時候落下了根子。到了王安石的時候，這個情況更加嚴峻，北面有遼金，西面有西夏，版圖受到擠壓，尊嚴收到挑戰，必須有所作為。這種國家大義，是梁啟超無法不戚戚於心的，富國強兵，這是王安石的夢想，也是梁啟超的夢想，直到今天，我們還在用這樣的夢想激勵國人也借以自我激勵。

不過，梁啟超畢竟是一個對西方政治有所了解，有某種程度的現代政治學教養的人，麻煩就出在這個地方。他一方面說，王安石的變法是要振興萎弱的宋朝，為國家謀取富強與尊嚴，這太理直氣壯了﹔另一方面他又分明意識到，王安石的做法似乎總是要朝著他的初衷相反的方向運行，他的很多設計是值得商榷的，最根本的就是他所有的變法，都不免朝著國家主義的方向發展，以至最終要全民皆兵，甚至政教合一。而一個社會，最理想的治理方式其實是國家不干涉或者盡量少干涉，也就是梁啟超所說的“放任”，沒有邊界地干涉，最終隻能是自取其辱。

梁啟超是一個特別能夠為我所用的人，當他自己以改革家的立場和情感觀察王安石的變法時，他看到的當然是王安石偉大的抱負和使命感，他逆流而上、百折不回的勇氣，何況他不是出於一己之私，而是為了國家，置身於相似的家國背景下的知識者很難不認同王安石內心深處的那種沖動和改革路徑。但是，作為理性的啟蒙者，梁啟超深深懂得，國家主義並不一定能帶來社會的安康與人民的幸福，而且，從現代政治的角度看，人民的自主生長和自由選擇，也許才是真正的王道。

這就是我的第三個疑惑了，看《王安石傳》，我覺得，梁啟超搖曳生姿的言論，表達的是他在文化情感上對於王安石變法毫無保留的贊賞，夸張的表述和非此即彼的思維，加強了他對於王安石人格與作為的美化，而訴諸並不強大的現代政治覺悟，梁啟超終究意識到，王安石的設計充滿可疑之處。或許，這正是一個過渡時代的知識者最真實的自我呈現，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面對王安石，我們仍然不免依違兩可，無法出離他留下的疑惑與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