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由此看來，完善分稅制改革帶動經濟改革，還將推動整個體制改革。“均衡三角”的經濟民主制衡機制，對政治民主建設也能起到應有推進作用嗎？

張富泉：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大環渤海經濟民主制衡機制的形成，是為確保完善分稅制條件下三大財稅區公平有序地競爭。然而，按照馬克思主義一切問題歸根結底都是經濟問題的觀點，民主憲政的本質與核心內容當是經濟民主。西方流行的政治制衡，七拐八彎最終還是落到經濟制衡上，說到底還是為了解決政府失誤和公權私用問題。但不管怎樣，都是秋后算賬的一種事后糾錯機制。而區域“均衡三角”經濟民主制衡機制的形成，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大環渤海出於本身基本經濟權益的爭取與維護，其區域機會均等、分配均衡和公平正義的內在要求所形成經濟民主制衡的倒逼機制，直奔經濟社會資源環境與區域發展公平與效率的主題，較之政治制衡應是一種事前糾錯機制，完全能夠更好實現民主政治與決策的高效率，按說還是實現國家層面民主同基層民主制度有機結合的一種好形式。

記者：這種把國家層面民主同基層民主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體系，完全符合十八大精神的基本要求。請您再給具體展望展望？

張富泉：大而言之，我們國家發展到今天在全球已是僅次於美國的龐大經濟體，隻有也隻能靠制度、靠法律來管治，不然任何超強本事的人都不可能待奉得過來。這就要發展更廣泛、更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實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新突破，如果構建三大橫向財稅區並按常住人口實施地方財力公式化規范化分配，建立制度體系先從理順央地、地地財權事權關系入手，建設法治政府先從調整政府與市場、企業、社會的關系做起，就不會把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搞成兩張皮，往往更能產生雙贏和相得益彰的效果。比如，構建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大環渤海三大橫向財稅區，同時又能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健全人民民主，提供一種“均衡三角”的經濟民主制衡機制。像對“1+3”財政預算與發展規劃的科學制定，首先就極具聰明智慧的挑戰性。如果不能廣納博採、選賢任能和集中智慧，就不可能做出兼具效率與公平的聰明型成長方案來，而不具實際指導意義或三大財稅區不能擺平或在某個區域內擺得不具比較效益的規劃，都將遭到責難甚至難能通過。這就勢必造就一種人才脫穎而出、創新與智慧迸發涌流的，國家層面民主同基層民主互動的民主時代。

同樣，不具參政議政代表能力者則意味著被代表方利益的受損等，都將起到激發人才輩出、強化經濟民主機制的奠基作用。而對“1+3”規劃的實施過程，“均衡三角”經濟民主制衡機制又是全方位全程的監督，掌握著經濟社會發展權、土地、資金調配權和財政大權的一些重權部門，都將倒過來被置於多方監督之下，則將廣泛起著矯正行政行為和社會清流的作用。而且依托“均衡三角”經濟民主制衡機制，通過對全國財政預算與經濟社會發展“1+3”規劃與實施的審議與監督的過程，經濟發展將主要由地方擔當，國家勤政於調控，完全能夠形成民主集中和諧統一的中國特色的經濟民主制度。這正如中央政研室鄭新立副主任所評價的，這種改革“僅限於中央財政對地方預算分配方式方法與國家規劃體制的某種改進，或者說只是政府宏觀管理適應區域市場公平競爭和促進全國市場統一的必要調整，改革成本與涉及面極小，但卻能起到完善經濟民主機制、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兼顧與統一的‘四兩撥千斤’的效用，因而應是完全可行的”。

記者：看來完善分稅制確是能夠帶來最大紅利、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新突破。問題是按照“三步走”戰略部署，“第三步”現代化建設需選擇在達到小康后的新時期。請問基本小康與全面建成小康有沒有不同，您認為轉向這種完善的分稅制應選擇怎樣恰當的時機？

張富泉：黨的十八大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出了五位一體推進的目標，並首次把全面建成小康和全面深化改革兩大目標並提，可見完善分稅制改革的新突破已是當務之急。應當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當年鄧小平提出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千美元的基本小康，要更全面也更加強調要夯實基礎。但不管怎樣，在2000年實現前兩步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后，就要“反過來”實施橫向區域財政橫向均衡的拐點是確立的。事實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在強調中西部地區加快建成小康社會﹔而在初步進入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東部沿海地區，要實現新的更高層次的發展，也越來越離不開中西部內地小康社會的加快建成。因此，現在正是沿海幫助內地共同發展富裕的好時節，隻有按照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部署，盡快構建沿海幫助內地的三大橫向財稅經濟區，實施與國際接軌的按常住人口分配的區域財政橫向均衡制度，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加快現代化建設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