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中國的城市化和美國的高科技，被認為是影響21世紀全球經濟的兩大引擎。2008年危機影響以來世界經濟一直不大景氣，有人說這與兩大引擎乏力出現衰變有關。您認為我們城鎮化發展乏力了嗎？

張富泉：我國沿海地區省域性城鎮化大多已接近70%的成熟期水平，但統籌沿海與內地的城鄉一體化的全國城鎮化的發展潛力依然巨大，不過，這正遭遇著沿海與內地、城市與鄉村雙重二元結構固化的嚴重障礙。按照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部署，如果說“前兩步”正處於沿海城鎮化高速成長期，像廣東省1995-2005年每年城鎮化率提高3.1個百分點，十年走過了三十年的城鎮化道路，這時雙重二元結構固化的體制機制障礙還不那麼顯形的話﹔那麼現在已進入靠內地城鎮化釋放潛力的全面小康和“第三步”現代化建設高潮期，改變按財政供養人口計算地方財力的傳統作法，實行按國際慣例以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財力，讓人口遷徙到哪就把財政公共服務帶到哪裡，顯然已成為鼓勵支持沿海與城市積極接納內地與鄉村人口遷徙的關鍵之舉和當務之急。若此，中國的城鎮化對拉動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都將仍然是個強大的引擎。反之，單憑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怎麼看也很難解開雙重二元結構固化的死結。

這裡，僅以廣東省東莞市為例，該市戶籍人口的勞動負擔率為60%，而外來“新莞人”的勞動負擔率僅為3%﹔這就說明外來勞動力為東莞創造了巨大財富而把大量附加人口負擔留在了內地。以該市外來勞動力最多的2007年達到539萬人計，整個佔到其全部就業人數的83.5%，當年為該市創造的GDP為2632億元、出口額503億美元和財稅總收入396億元，而該市當年整個財政總支出才228億元，僅相當於外來“新莞人”創造財稅總收入的57.6%。說到底，就因為按財政供養人口而不是國際標准的按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財力，外來勞動者創造財富不可能很多留歸當地，外來常住人口轉為當地戶籍人口也不可能為當地增加可用財力。這樣，即使戶籍制度改革搞到最徹底的地步即取消戶籍，外來“新莞人”統統成為東莞市的常住人口，那麼則意味著其當年228億元的財政總支出，將由包括539萬外來勞動人口加上按勞動負擔率60%的附加人口共862.4萬人，再加上當地戶籍人口169萬總計1031.4萬人口來享有。換言之，原來是169萬戶籍人口享有228億元的財政公共服務，現在是1031.4萬常住人口共同來享有，相當於原有戶籍人口的人均可用財力下降83.6%。由此看來，不從完善分稅制改革和調整央地、地地財政利益關系上求得突破，希圖通過戶籍制度改革直接解此難題，可能導致出現的這種財政公共服務的“發展的貧困”，是沿海和城市經濟發達區絕不可以接受的！硬要那樣去做的話，不是造成更多更普遍的弄虛做假，就是寧肯發展慢些也不會接納更多的人口，那麼這種試圖推進農村人口轉移市民化的戶籍制度改革隻會適得其反，不僅不能提升城鎮化相反會更嚴重地阻礙著城鎮化的規律性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