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也就是說，按常住人口分配的橫向區域財政橫向均衡制度，就是完善分稅制改革的新突破，無疑也是能為中國帶來最大紅利的改革。請問這種突破性改革能否牽一發而動全身？

張富泉：經濟政策的核心是財政政策。改按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財力是要與國際接軌，通過發揮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人的流動作用來助推城鎮化，並一攬子解決好區域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問題﹔而實行橫向區域財政橫向均衡制度，又是調動地方發展積極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國情的必然要求。因此，這種完善分稅制改革的新突破，完全符合“三步走”戰略部署和“兩個大局”戰略路徑，勢必將我們的改革開放領入制度化現代化建設並進的新時期，並給整個改革帶來廣泛影響和產生骨牌連動效應。比如，在推進這一改革理順央地、地地財政關系的過程中，必然推動行政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的縱深發展，還將理順央地政府關系與促進其管理職能分開等，並可為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一種新的經濟民主制衡機制。

記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職能分開能行嗎？

張富泉：不僅能夠分開而且必須完全徹底分開。因為市場經濟的生命力在於公平競爭，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就不可能有公平競爭。解決的辦法，就是央地政府職能徹底分開。地方政府盡可能多地退出甚至完全退出經濟監管領域，主要致力於區域經濟發展與市場公平競爭。中央政府及垂直部門隻起“守夜人”作用，維護好區域、企業、個體等市場主體成員的平等地位、等價交換規則和公平競爭秩序。馬克思對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作過全面考察后，提出通過起點的公平以及規則的公平而達致終點的公平，並認為規則公平實際上是對起點公平的必要補充（毛程連等，2003）。有了泛珠三角、泛長三角和大環渤海這組趨同俱樂部區域公平競爭的起點，確保其競爭規則與過程公平則成為完善分稅制必需的制度保証。因此，中央政府“守夜人”的首務之職，就是對三大財稅區在立項、用地、財稅、金融等行政性資源配置上，必須嚴格實行“取之同等、予之等同”的原則，使之在其競爭公平的起點上確保競爭規則與過程的公平。

記者：光憑政府“守夜人”的覺悟，沒有相應的制度約束恐怕還不行。怎樣用適宜制度來保証區域競爭規則與過程的公平呢？

張富泉：這就勢必要求規劃體制的配套改革。一般情況下，越是適應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區域規劃與政策，就越不適應於區域協調均衡發展的戰略。廣而推之，從計劃經濟時代流行至今的規劃和預算兩個報告分讀的體制，恐怕也不能不做出某種完善與改進。在這個方面，可借鑒德國由聯邦財政部長牽頭共同組成聯邦財政計劃委員會的作法，在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由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牽頭，央行與國土、勞動、環保等部門參與咨詢，並吸收“均衡三角”各區域部分省（區市）代表參與，組建具有相當權威的國家總體規劃加三大財稅區規劃即“1+3”規劃統籌辦，擔負起統籌規劃、制定預算、協調利益等重要職能。並將“1+3”規劃的制定與實施的過程，作為一項重要議題落實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的民主決策過程中，最終採取票決制予以審定，以強化“均衡三角”經濟民主制衡機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落實公平、公正、效率與理性的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按照“三步走”戰略部署，實施“兩個大局”戰略轉換形成的區域“均衡三角”，既是新形勢下完善分稅制的必要依托，又具備經濟民主制衡的政治體制自愈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