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干部的職責千頭萬緒，但牽一發而動全身者，首推選人用人。面對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用好了人，就把握住了現在﹔選准了人，就贏得了未來。歷史實踐反復証明，對於一個政權而言，當它能夠以廣闊的胸懷吸納和集聚優秀人才之時，就是其興旺的起點﹔而當它將優秀人才拒之門外或使用不當之時，則是其衰敗的開始。

納天下英才而用之，是民之福、國之本，是歷史發展進步之源泉。據《漢書•武紀》記載：

在為漢朝建立了卓越功勛的大將軍衛青過世后，漢武帝劉徹為了“廣延天下人才”，特向全國發布《求賢詔》，其中有這樣一段著名的話：“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裡，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凡有異乎尋常的事業，必定要倚重非凡之人來完成。所以，千裡馬也許不馴服，卻能行千裡之遙，有才能的人也許不屑於流俗而受到譏議，卻能建立功名。對於難以駕馭之馬、放縱不羈之才，關鍵是如何駕馭、如何使用。隨令州郡長官考察並推薦當地官民中具有杰出才能、可為將相及能出使極遠國家之才。這足以說明劉徹具有強烈的愛才惜才意識。而漢武帝時期所造就的人才鼎盛局面，也促使劉徹成為有作為的一代君主。事實上，選賢任能，一直令歷史上很多政治家所極力推崇和仿效。在清“康雍乾盛世”中起到承上啟下作用的雍正就說過：“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余皆枝葉耳。”斯事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縱觀中國近百年來的國家大勢，在歷史舞台上不同政治勢力此消彼長、潮起潮落。決定這些政治力量興衰起落的不外乎有兩個根本性因素，一是看其所倡導的主義、路線、政策、舉措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是否符合時代發展大勢，二是看其能否凝聚、造就並切實使用好廣大優秀人才，來有力貫徹其所倡導的主義、路線、政策、舉措。而在與其他政治勢力的對比中，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最終成為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歸根結底就在於中國共產黨把握住並運用好了這兩個根本性因素。

那麼，在大力推進制度化選人用人的今天，如何正確對待領導干部的選人用人職責呢？如何科學把握“制度選人”和“伯樂選人”的關系呢？又應如何更好地探索和完善選人用人之道呢？這直接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和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

一、領導者的首要職責是什麼

選人用人是創造歷史、開辟未來的大事業。對於國運興衰而言，選人用人不是參考因素，而是決定要件﹔對於領導干部而言，選人用人不是一般職責，而是首要職責。

讀過《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人，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在兩部小說的人物塑造方面，無論是三國時期雄踞一方的劉備，還是梁山伯的首領宋江，他們的謀略、軍事指揮才能和武功在當時都顯得平庸。那麼，為什麼兩人卻又能在英雄輩出的時代成就一番作為呢？實際上，這兩部小說的作者這樣刻畫人物的效果，更反襯出了劉備和宋江的高明之處，正在於深諳引才、聚才之道。劉備是白手起家，從最初以桃園三結義的方式聚集關、張二將，到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等，他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人才工作上，進而佔據了“人和”的優勢，最終三分天下有其一。宋江也是如此，他的優點和特長，也在於能夠團結人、凝聚人、包容人，憑此穩坐梁山頭把交椅，並帶領一百多位性格各異、極難管理的“英雄好漢”，演繹了一段“替天行道”的歷史佳話。

誠然，有英才可選可用，是選賢任能的前提。翻開歷史的畫卷，在不同的歷史時代，其人才狀況也不盡相同，有的可謂“群星璀璨”，有的卻“寥若星辰”。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在有的歷史時代，就可能會出現缺少人才可選可用的狀況呢？如果根本沒有人才存在，那又何談選賢任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