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國民黨的選人用人弊端，愛國將領張學良在晚年談到對蔣介石的評價時曾說：“他不使喚人才，他使喚奴才”、“不光用奴才，他也聽奴才的”。他在回憶時還舉例說明：

“那時我們開會，研究一個什麼事，陳誠他不咋發言，那我們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蔣先生也不吱聲，這個事情不就等於決定了嘛。顧祝同跟我說：‘張先生，你信不信？今天這個會議決定的事，明天就會推翻。’我當時還不信。他說：‘會后啊，他（陳誠）一定到蔣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這個事情一定不是這個樣。”會開完以后，我就去關內去了，有人告訴我說陳誠去蔣先生那了。這我就明白了，顧祝同說得對呀。”“我評論蔣先生，用我們北方話說，蔣先生願意聽小話。你正式跟他說的話，當然他也聽，不是不聽，但抵不過底下嘀嘀咕咕。”蔣介石喜歡這種會說小話的人，“所以他用陳誠啊，戴笠啊，他喜歡這種人”。這種人圍在蔣介石身邊，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們中國不是沒有人才，這些人才都無處投奔吶。社會上的賢哲，都不在政府裡面做事，沒有被運用。” 

對於前無古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而言，選人用人同樣關乎成敗。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在強調“機遇難得”的同時，也強調“人才難得”。他特別指出：“別的工作做不好，固然要做自我批評，這項工作做不好，就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 在著名的“南方談話”中，他還曾語重心長地強調：“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 在世紀交替的歷史階段，江澤民在總結歷史和實踐經驗時也指出：“一個政黨，一個國家，能不能不斷培養出優秀的領導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個政黨、這個國家的興衰存亡。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能不能鞏固和發展下去，中國能不能在未來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始終強盛不衰，關鍵就要看我們黨能不能不斷培養造就一大批高素質領導人才”。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艱辛探索和奮力開拓，中國的發展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但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民族復興的任務仍異常艱巨，發展的形勢仍復雜多變。繼往開來，靠的不僅僅是路線、方針、理論、政策的正確，還要有能夠將民族復興不斷推向歷史新高度的優秀人才。對此，鄧小平早就深刻闡釋過：“選拔干部，選拔人才，隻要選得好，選得准，我們的事業就大有希望。道理很明顯，只是確定了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確定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還不夠，還需要有人干。”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也進一步提出：“讓能干事者有機會，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讓老實人吃虧，不讓投機鑽營者得利。”顯而易見，任何缺少組織路線保証的理論政策，即使在完全正確和現實可行的情況下，也將顯得蒼白無力，最終被歷史所拋棄。

尤為重要的是，真正的人才往往不會被淹沒。人才不為我所用，就可能為他所用，甚至為敵所用。我們要贏得比西方發達國家更大的制度優勢和發展優勢，贏得比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更強的競爭力和感召力，就必須將真正的人才從社會的各個角落中選拔出來、凝聚起來、使用開來。鑒於此，領導干部特別是中高級主要領導干部，必須將選人用人作為神聖歷史使命和重大政治責任，敢為“伯樂”、樂為“伯樂”、善為“伯樂”、能為“伯樂”，切實承擔起選人用人的重要職責。

總之，領導干部的職責千頭萬緒，但牽一發而動全身者，首推選人用人。面對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用好了人，就把握住了現在﹔選准了人，就贏得了未來。歷史實踐反復証明，對於一個政權而言，當它能夠以廣闊的胸懷吸納和集聚優秀人才之時，就是其興旺的起點﹔而當它將大批優秀人才拒之門外或使用不當之時，則是其衰敗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