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才的成長規律來看，人才的多寡和作為，是受客觀條件所影響的。現實環境影響人才的數量，時代需求影響人才的作為。但是，我們卻不能把人才成長的客觀條件固化、絕對化，肯定時代造就英才的客觀基礎，並不能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事實上，任何時代都是需要人才的，只是需要的類型和重點有所不同﹔任何時代也都具備造就當代人才的條件，只是人才鍛煉成長和脫穎而出的途徑和方式有所不同。正如毛澤東所指出：“人們常常嘆氣沒有干部。……丟掉錯誤的觀點，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因此，不存在是否需要、有沒有人才的問題，隻存在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如何發現和使用人才的問題。

在風雲激蕩的時代，雄才、偉才、大才多是被逼出來的，正所謂“時勢造英雄”﹔在穩定發展的時期，雄才、偉才、大才則多是被挖掘出來的，正所謂“慧眼識英雄”。歷史發展邏輯表明，任何歷史時代，都擁有能夠推動甚至引領這個時代前進的“千裡馬”，卻並不一定同時擁有能夠識別這些“千裡馬”的“伯樂”。

李世民所開創的“貞觀之治”，是中國封建社會最鼎盛的時期之一。唐貞觀二年，李世民對房玄齡、杜如晦說：“公為仆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聽受辭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意思是說，你們作為宰相，不能每天限於受理案件和看材料等具體事務中，而要騰出精力將發現和舉薦人才作為首要任務。同年，李世民還對封德彝說：我讓你給我推舉賢能，你卻沒有作為。封德彝辯解說不是不努力，而是沒見到奇異的賢才。李世民批評說，古代明君都是選拔當朝之才，而不是向別朝借用。哪個朝代沒賢才？怕的是你們遺漏不知道！

“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當“千裡馬”與“伯樂”頻遇的時代，往往伴隨著的是“盛世”或“大治”。反之，歷史前進的步伐就會放慢、停滯甚至倒退。中國近現代史也表明：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才聚集在哪裡，哪裡就充滿希望、生機勃勃﹔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才能被合理地選用，國家就能進步、復興就能推進。而格局狹小，結黨營私，吏治腐敗，埋沒人才，不僅是導致政治勢力衰敗的直接因素，也是貽誤國家和民族發展機遇的重要原因。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對於一個政權來說，能否選拔出時代發展進步所需要的真正人才，是體現這個政權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標志。

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中國人民不斷戰勝困難、走向勝利，其重要啟示之一，就是始終將選人用人作為關系事業興衰成敗的基礎工程、戰略工程、生命工程。

翻開中國革命史，我們會發現，共產黨始終將選人用人擺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毛澤東多次強調：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並提出，領導者的主要責任是抓好“出主意”和“用干部”兩件事。 他還特別強調：“在我們黨內，在我們的抗日根據地內，是不但有很多的千裡馬，而且有很多伯樂的，埋沒英雄的現象，是不應該有地，一時有這種現象是應該很快消滅的。” 在國共兩黨“交鋒”的過程中出現過一個“奇怪”的現象：中國共產黨雖是從“山溝溝”裡起家的，但黨的中高級領導干部的整體素質卻並不低。伴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一批批時代“精英”紛紛加入共產黨，“心向延安”也一度成為很多有志青年追求真理和理想的象征。仔細分析原因，除了科學的信仰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的召喚外，共產黨能夠及時發現、大膽使用並為各類優秀人才提供公平和廣闊的施展舞台，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動因。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民黨在選人用人上卻存在“嫡系”和“旁系”之分，按“派系”和“遠近親疏”劃線問題較為突出。很多不依賴“政治背景”而單靠個人本領的有志向、有才能的將領，不得不“壯志難酬”、“仰天長嘆”，甚至遭受“被冷藏”或“被排擠”的命運，從而導致這些優秀分子與國民黨離心離德、分道揚鑣，終使國民黨的力量日漸式微。抗戰時期，當聽到平型關大捷的消息后，蔣介石在一次軍事會議上曾無奈地說：這一仗，是我們黃埔出來的將領指揮的，可惜的是，這位將領不是在座諸位，而是林彪，是共產黨。……我一直弄不清楚一件事，許多人都說，黃埔最杰出的人才都跑到共產黨那邊了，我這留下的人都屬無能之輩，難道此言不虛?其實，蔣介石的這番話隻說對了一半，當時是有大批人才從國統區投奔共產黨，但留在國統區的各類人才仍是多數。換言之，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既與沒有較好地吸引、凝聚人才直接相關，也與未能公正、合理地用好人才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