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新中國的創建，實現了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社會的安定，為人民創造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提供了政權保障。

自鴉片戰爭以來，舊中國長期處於四分五裂、一盤散沙、戰火不斷、民不聊生的悲慘境遇，中國人民對於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安定的向往和渴望異常強烈。而真正獨立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的創建，則為實現人民的這一夙願創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條件。

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有利於從根本上保障國家政權的穩固，避免國家的四分五裂，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並能最大限度地保証全國各族人民普遍享有民主和平等的基本權利，增強廣大人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向心力。同時也要深刻認識到，國體決定政體，政體集中體現國體，兩者互相依存、不可偏廢。一些西方國家往往隻講政體，回避國體，用看似民主、實則虛偽的政權組織形式，來掩蓋其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實質。這是需要加以區分和切實注意的。

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政體，集中反映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實質，有利於廣泛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化解消極因素，更好地促使人民群眾發揮主人翁的創造力和能動作用。當然，同一種國體可以有不同的政體形式，而政體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不是盡善盡美的，也需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加以改革和完善。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有利於更好地協調和處理各黨派和社會各界別之間的關系，形成合力共同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指出的是，在1954年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為我國根本的政治制度后，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仍作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繼續發揮作用。兩者同時並存，但並非“兩院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則是發揮“政治協商、民主監督”等職能的統一戰線組織。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的實質，也不是“多黨制”，共產黨是執政黨，民主黨派是參政黨。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利於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實現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並使少數民族落后地區在國家政策的積極扶持和多方力量的大力支持下，走向富裕、幸福的康庄大道。這一制度是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的有機結合，也是人民民主專政在民族地區的具體的實現形式。

第三，新中國的創建，能夠有力鞏固革命取得的勝利果實，保護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向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大踏步邁進。

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是保護革命的勝利成果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反對內外一切敵對勢力的有力武器。毛澤東曾對專政的作用作過如下概括：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專政的第二個作用，就是防御國家外部敵人的顛覆活動和可能的侵略。在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專政就擔負著對外解決敵我之間矛盾的任務。 這對今天仍然具有啟示作用。

新中國確立的基本政治制度，還有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凝心聚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努力奮斗。胡錦濤就曾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廣泛調動了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全國各族人民的力量凝聚起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一心，艱苦奮斗，有領導、有秩序地朝著國家的發展目標前進。”

第四，新中國的創建，影響了二十世紀世界歷史進程，改變了國際政治格局，促進了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總趨向。

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創建，一舉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對比，使國際局勢發生了有利於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變化。同時，極大促進了舊殖民體系的瓦解，鼓舞和激勵了亞非拉等被壓迫民族和人民進行解放斗爭的信心和決心，有力推動了世界范圍內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獨特貢獻。正如黨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時所指出：“中國革命的勝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對國際局勢和世界人民斗爭的發展具有深刻的久遠的影響。”

獨立自主的人民政權的建立，讓中華民族重新確立起了一個偉大民族所應有的國際尊嚴。中國人民一掃“東亞病夫”的恥辱，開始以平等、獨立的人格，同世界人民一道，致力於開創未來美好的新生活。隨著六十多年來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逐步增強，中國已日益成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事業的一支重要力量。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向世界庄嚴承諾：“中國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設好自己的國家，也有信心、有能力為世界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總之，新中國的創建，鑄就了中華民族勝利走向復興的第一個裡程碑。鄧小平后來在回顧這一重大事件時說過一段很著名的話：“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隻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使我們這個人口佔世界總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站住了。” 從此，民族復興這艘巨輪有了強大人民政權的保駕護航，開始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以更快的速度揚帆遠航了。

（選自王浩雷《國家大勢》，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