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后，便先后與封建勢力、官僚資產階級等落后勢力勾結在一起，將這些落后勢力作為其殖民統治的代理人。為了更好地維持這種殖民統治，則需要頻臨崩潰的中國經濟社會有一些必要的發展，這樣既有利於其統治的穩定和繼續，也便於其更多地掠奪資源和財富。但這種發展隻能在不妨礙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利益的限度內進行，因而這種發展並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制約發展的阻礙因素，不能改變近代中國的整體落后狀況。

另一方面，外國資本主義入侵我國所推動這種有限度的發展，又多集中在資源和條件相對較好的一些城市，對大量的農村地區卻不能顧及，從而進一步加劇了近代中國城鄉、區域發展的不平衡狀況。同時，其發展的著力點，也多集中在軍火、交通等有利於其進行殖民掠奪和控制的領域，並沒有致力於改善和提高廣大民眾的生活水平。所以，這種發展的結果，不僅不能從總體上改變我國的落后狀況，反而導致廣大民眾陷入了更大的貧困之中。

回顧世界殖民統治的歷史，由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情況不同，其造成的具體結果及影響也不盡相同。有像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這樣有過被殖民統治經歷的國家成為發達國家的例子，但與多數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不同，這些國家多是移民國家，政權並不掌握在當地人民手中，而是被移民過來的外來人群所取代，原駐民仍多生活在社會底層。也有像香港這樣在殖民統治時期經濟迅速騰飛的例子，這不能不考慮兩個特殊的因素，一是香港這樣的地區身處彈丸之地，即使發展起來也不會對強大的殖民宗主國的控制帶來致命威脅﹔二是香港背靠中國大陸，在東方佔據重要的地理優勢，將香港打造成金融中心，有利於更好地實現殖民宗主國在東方的利益。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殖民地解放運動的興起，獨立后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多列入發展中國家，也即落后國家行列。特別是非洲有一些國家曾遭受殖民統治的時間長達一個多世紀，但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甚至戰火不斷、民不聊生。

胡繩在晚年談到這一問題時特別提出：“要真正現代化，順利發展，首先必須解決民族獨立問題，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去發展現代化。” 當前，我國與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已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但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深入，應該特別注意處理好對外開放與獨立自主的關系，決不能做以犧牲國家主權換取經濟發展的事情。這是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啟示。

那麼，又為什麼必須要首先奪取政權，才能真正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進而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呢？

民族復興的這兩大歷史任務，從根本上說都系於政權問題。在近代中國，舊政權是帝國主義及其幫凶壓迫中國人民的工具。無論是滿清政權、北洋政權還是國民黨政權，都是以外國帝國主義為靠山、以本國封建勢力為基礎的，他們不願意也沒有能力推翻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這就決定了隻有推翻腐朽落后的舊政權，才能徹底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奴役中掙脫出來，獲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也隻有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才能有力保障和鞏固革命的果實，為推動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進而實現民族復興開創條件、鋪平道路。所以，隻有建立新中國，才可能獲得新生活。

由此可見，政權問題事關根本、至關重大。沒有強大的人民政權作保障，就不會有真正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更談不上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