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沒有新中國,哪有新生活
毛澤東是一位預言家。他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說過這樣的話:
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六十年后,在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天安門城樓上,胡錦濤滿懷信心地說:
前進道路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但掌握了自己命運、團結起來的人民必將戰勝一切艱難險阻,不斷創造歷史偉業。
按照中國舊歷,六十年為一個輪回、一個甲子。經過六十年的時空輪轉,我們欣然發現,人們又將記憶鎖定在那一刻:1949年10月1日。當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冉冉升起時,中國開始全面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的歷史時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此邁入一個嶄新時代。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確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政體,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政黨制度,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體系。從總體上看,這些基本政治制度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否則,就不能解釋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來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當然,隨著時代和實踐的發展變化,新中國初期所確立的這些基本政治制度的一些不足和弊端,也日益顯現出來。這也成為我們當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動因。但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制度是盡善盡美的。正如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A•達爾在談到選舉制度時所說:“要找到一種選舉制度滿足我們所有的標准,則是不可能的。和通常一樣,這裡也會有利弊的權衡,一種制度使我們實現了某些價值,卻喪失了另外一些價值。” 所以,衡量一種制度優劣的標准,應主要把握其本質和主流,而不是在所有方面都苛求完美、吹毛求疵。
隨后,經過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們基本消滅了私有制經濟,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佔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最終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然而,在這一經濟制度確立以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中,我國經濟曾在很長時間裡出現脫離社會發展階段、片面追求“純而又純”公有制的錯誤傾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慘痛教訓。這也成為后來我們推進改革開放的一個首要著力點。但必須看到的是,我們今天實行的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卻是從新中國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發展而來的,其前提和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因此,新中國經濟制度的確立,對於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仍然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可見,黨的十七大報告特別強調: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那麼,新中國創建的偉大意義,都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新中國的創建,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歷史地位,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在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文明的國度第一次得以確立。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產生以前,一切階級社會的國家實質,都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工具。中國是封建社會發展最為完備的國家之一,中國人民長期以來遭受封建階級的統治和壓榨,從根本上講沒有任何地位和民主權利可言。而在封建統治沒落后,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狀況也並沒有根本改善。毛澤東曾指出:“中國人民從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來就是爭這個民主。從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這個期間是一個高潮。那個時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軍閥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要民主。” 為了爭得這個當家作主的地位和權利,中國人民一直在等待、期盼和奮斗著,並為此付出了太多的犧牲。
新中國的創建,徹底改變了這一切。新中國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性質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以絕大多數人獲得政治統治為基礎的,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是真正保証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地位和權利的專政,這是人民民主專政與一切剝削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講,新中國所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其實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即最大限度地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地位和權利。正如胡錦濤所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政治實現了向人民民主的偉大跨越,開辟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紀元,億萬中國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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