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榮桓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軍隊政治工作的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從擔任連隊黨代表到第4野戰軍政治委員，經歷了我軍政治工作初創、發展到成熟的全過程，在政治工作理論和實踐上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0年4月8日，他受命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和總干部管理部（后並入總政治部）部長。上任之初，總政治部機關隻有一二十個干部，總干部管理部尚待籌備，其時人民解放軍剛剛進入根本任務和職能的歷史性轉變時期，政治工作的任務空前艱巨繁重。面對新的挑戰和考驗，羅榮桓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決策指示和毛澤東提出的我軍政治工作的一系列方針原則，從組建機構、選配干部、建章立制等基礎環節抓起，逐步領導建立起我軍政治工作最高領導機關適應新的形勢任務需要、比較健全完善的一整套組織機構、干部隊伍、制度機制和工作方法，開創了總政治部工作和全面建設至今為人稱道的一個興盛時期，為總政治部的長遠建設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在歷史性轉變中始終正確把握工作指導思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民解放軍進入新的建軍階段，建設一支強大的正規化、現代化的革命軍隊，成為我軍的根本任務。正如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一樣，我軍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一開始便面臨缺乏經驗的問題。為此，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及時發出了“學習蘇聯的建軍經驗”的號召。通過學習蘇軍，人民解放軍在掌握新的軍事技術、學習諸軍兵種協同作戰、養成正規生活秩序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明顯的成績。但在學習過程中，也一度出現一些脫離我軍歷史特點和實際，生搬硬套蘇軍某些具體做法的現象，如主張向蘇軍一樣實行“單一首長制”、把黨委降格為“黨務委員會”等，並由此引發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我軍建設中一場重要爭論。在推進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如何正確對待蘇軍經驗，如何繼承發揚我軍優良傳統，如何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黨對軍隊的領導制度，如何正確認識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成為我軍建設中亟待回答的重大課題。

作為我軍最高政治機關的主要領導，在這場事關軍隊建設方向的爭論中，羅榮桓始終頭腦清醒，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他注意了解掌握部隊思想反映和動向，上述問題一出現就敏銳地認識到其性質和危害，並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有關領導同志支持下，及時採取措施予以糾正，在復雜的情勢下始終正確把握軍隊政治工作的指導思想，避免了這些問題對軍隊建設造成更大影響，防止了軍隊政治工作因此發生大的曲折。

羅榮桓主張，學習蘇軍經驗要貫徹“以我為主”的原則。指出，應當按照毛澤東歷來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學習蘇聯經驗一定要結合中國的實際，萬不可像十年內戰時期犯“左”傾錯誤的同志那樣，採取教條主義態度。認為，我們應當是以我為主，在我們自己原來的基礎上，接受蘇聯的先進經驗。對於政治工作，他鮮明地提出：“肯定地不要學他，學了就會使我們人民軍隊變質。”實際工作中，他很注意處理好與蘇聯顧問的關系，但對他們提出的意見注意具體分析，對那些不符合中國實際的從不盲目接受。

羅榮桓較早完整提出並系統論述了繼承發揚我軍光榮傳統的重要命題。針對部隊中存在的模糊認識，他專門撰寫發表《繼承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一文，指出，“我軍建軍原則和光榮傳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經過我軍幾十年流血斗爭所取得的寶貴經驗，是經過了無數次考驗的。實踐証明：有了它就可以取得勝利，離開它就要遭到失敗。這些原則是完全適合中國情況和我軍特點的。絕不能丟棄這些，而另來一套。”強調，我軍的光榮傳統不單在過去是必須的，而在現代化建設中更是必須的。

為有效統一全軍思想，以權威形式明確新的歷史條件下軍隊黨的領導和政治工作制度，他及時提出起草新的政治工作條例的意見，並指示在總政治部成立“政治工作條例起草委員會”和“政治工作條例研究室”，專門負責這項工作。條例起草過程中，他多次抱病聽取匯報，要求參加起草的同志認真研究總結我軍政治工作的歷史經驗，同時注意研究新時期我軍的特點和發展，寫出一個適應正規化、現代化建軍需要的政治工作條例。1954年4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准正式頒布。這一條例（草案）對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制度，政治委員和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堅持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優良傳統等都作了明確規定，並“確定黨委統一的集體的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為黨對軍隊的領導制度”，鮮明回答了在進行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新形勢下軍隊建設和軍隊政治工作中一系列重大現實問題，對於保証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