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改革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 “十二五”時期的改革包括了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是多位一體的全面改革。十八大報告指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要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標，而且要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協同推進。這對當前的財政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以財政改革來全面推動政府改革、社會改革、經濟改革，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是當前約束條件下最具有可行性的切入點

　　在過去的經濟改革中，財政改革是“先行官”。而到今天，無論是政府自身的改革，還是社會改革，財政改革依然要先行。財政不只是簡單地收錢和花錢，而是涉及到市場運行，更涉及到政府運行和社會運行，關系到整個國家的安危。例如，作為財政核心的預算，其本身就是約束政府活動范圍和方向的最重要工具，預算改革同時構成了政府改革的一部分。公共服務的提供，不只是財政花多少錢這樣一個核算問題，而是構成社會利益關系的一部分，與社會公平正義直接聯系在一起。如果社會欠缺公平正義，那隻能是說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缺失。而這種缺失，恰恰與對財政改革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不到位有關。

　　新時期的財政制度，不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也是建設服務性政府、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就此而言，財政改革也是政府改革、社會改革的基礎。以財政改革來全面推動政府改革、社會改革、經濟改革，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是當前約束條件下最具有可行性的切入點。

　　從系統論觀點來看，新時期財政改革為社會改革服務，也可以說是換一種方式在為經濟改革服務，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創造社會條件

　　如果說過去的財政改革主要是為經濟改革服務，那麼，新時期的財政改革則應定位到主要為社會改革服務。概括起來，社會改革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政府與社會關系的改革，二是社會與市場關系的改革。經濟改革的指向是經濟效率，社會改革的指向則是社會平等。經濟改革是屬於生產方式的改革，解決財富創造的動力問題，或者如經濟學中所講的私人激勵問題。社會改革屬於利益分配方式的改革，解決社會財富支配、使用和消費中的公共性問題，或者說個人、組織和利益群體的公共激勵問題。整體看，社會改革比經濟改革更復雜，難度更大，而又無現成的模式可尋。資本主義從早期到現在，社會財富支配和使用中的公共激勵至今未解決好，社會財富消費的差距不斷擴大。而這恰恰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共同富裕，即社會財富的基本消費平等化。我國社會財富總量已經大大增加了，但在社會層面卻反映出社會財富消費嚴重不平等，消費差距擴大，並已經大於收入差距。公共消費是縮小社會差距的重要途徑。社會改革的目標，一方面，是增強政府在公共消費中的作用，尤其在健康消費、教育消費、環境消費、生存性消費等方面歸位﹔另一方面，是發揮社會組織在公共消費中的作用，讓社會組織在健康、教育和環保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不僅通過政府，而且通過社會自身來縮小社會財富支配和使用中的差距，促進消費權利的社會平等。

　　公共消費的作用，不只是有助於社會平等與社會和諧穩定，還為經濟改革的深化和經濟增長提供直接動力。所以，從系統論觀點來看，新時期財政改革為社會改革服務，也可以說是換一種方式在為經濟改革服務，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創造社會條件。

　　財政改革需要社會各界的參與，把財政改革放到國家公共治理的核心位置中來

　　政府改革或政府職能的轉換，是我國“十二五”期間各項改革能否推進的關鍵。過去以經濟改革為主，通過放權、分權和減稅讓利，政府改革實現了政府經濟職能的調整和轉換，盡管還不徹底，畢竟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已經有了根本的變化。而隨著社會改革成為新時期改革的重點，政府的社會職能轉換則成為新時期政府改革的主要內容。財政改革也相應體現在社會領域，為政府改革服務。財政對政府活動發揮基礎性作用，也發揮著約束性作用。也正因為這一點，財政改革對政府改革具有雙重性：既可以促進政府改革，也可以拖曳政府改革。如果我們看不到我國新時期改革的總體要求和改革主次交替的變化，財政改革產生的作用就會拖后腿，滯緩政府改革。

　　因此，財政改革的主動性就顯得十分重要。推動財政改革要超脫部門觀念，要站在國家的立場上來看待財政改革的意義和作用。顯然，財政改革需要社會各界的參與，既需要社會大眾的推動，更需要高層決策機構的高度重視，把財政以及財政改革放到國家公共治理的核心位置中來。

　　（作者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