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體制是深入推進“五位一體”全面發展的關鍵環節和重要切入點　　
　　當前，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與政府職能轉變的相對滯后，已成為進一步深入推進改革開放，實現“穩增長、調結構、保民生、促穩定”的系統短板。為此，黨的十八大明確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行政管理體制既是貫徹落實十八大發展改革的重大方針部署不可回避的核心領域，也是深入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實際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促進要素組合方式優化調整和有效配置的制度保障。
　　加快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開創“五位一體”全面發展新格局，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基礎的關鍵支點。“五位一體”戰略思想和總體布局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應有之義，是黨中央在新時期應對“四個考驗”、化解“四個危險”，提升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基礎的施政方針﹔是挖掘增長潛能、轉變發展方式、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至關重要，其含義是統籌協調、有機銜接、良性互動，本質是通過要素組合方式優化與有效配置，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全面發展，任何一方面發展滯后或者功能不健全，必將拖累經濟社會整體系統的發展進程，而對“五位一體”戰略重點的把握是改革實現新突破的基礎。從經濟建設看，關鍵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進一步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從政治建設看，關鍵是建立民主化的政治體制和高效的行政運行機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面推進提供政治保障﹔從文化建設看，關鍵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信仰的塑造，以凝聚經濟社會發展共識﹔從社會建設看，關鍵是創新和轉變社會建設和管理的理念和方式，保障社會有序有效運轉，促進對人的價值尊重和價值實現﹔從生態建設看，關鍵是走出對GDP增長崇拜和追逐的局限性，實現經濟社會與生態文明的協同發展。可以看出，“五位一體”全面發展的各個重要環節最終都與行政管理體制及政府職能密切相關。而在現階段，實現“五位一體”的統籌協調，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突破在整體系統中居於關鍵節點位置。因此，深入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對於實現“五位一體”全面發展，進一步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基礎，已顯得至關重要。
　　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破除制約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障礙，進一步釋放制度紅利、實現科學發展的政治保障。在推進“五位一體”全面發展布局中，必須抓住制約協調發展的短板和主要矛盾，從而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確立后，制約科學發展的主要矛盾日益集中到行政管理體制。如，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比較薄弱，制約了城鄉統籌發展和民生建設的推進步伐，加大了消費內需挖掘和發展方式轉型的難度﹔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職能過度膨脹，阻礙了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功能的發揮，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與國民經濟增長質量下滑，環境惡化與產能過剩等問題日益嚴重﹔行政權力缺乏有效的法律監督，行政管理沒有納入規范的法制化軌道，濫用職權、權力尋租等增加了社會交易成本和社會福利損失﹔一些黨政干部依法治國理念缺失，以政代法、政大於法等現象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加劇了社會矛盾和轉型發展的不確定性。為此，抓住行政管理體制這個核心環節，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與政府職能轉變，能夠確立良好的社會發展導向，有助於凝聚改革共識，穩步實現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不斷釋放體制機制改革蘊含的巨大制度紅利，提高經濟社會發展效能與效率，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協同共進和科學發展。
　　加快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進一步拓展制度創新空間，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的重要前提。金融危機后一些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表明，市場機制作用發揮越充分的國家，經濟社會恢復的速度越快。作為危機發源地，美國經濟社會在經歷了一個激烈調整過程后，成為最早走出困境的國家，顯示了市場機制的活力與優越性。從金融市場運行看，美國道瓊斯指數從2007年10月到2009年3月最大下跌幅度達到54.7%，此后穩步上揚，目前已再次進入歷史最高階段，指數恢復到歷史最高值的97%﹔從社會就業情況看，危機爆發后在破產機制與企業自發調整下，美國失業率短期內上升到 10.2%的罕見水平，目前已穩步回落到7.8%，依托社會保障網和經濟的恢復，整體上沒有發生大的社會動蕩﹔從企業盈利能力看，經過一系列資源配置優化調整和重組，美國企業盈利能力迅速回升，美國標普500上市公司ROE在2008年、2009年和 2011年分別為 10%、13%和16.9%，僅用了兩年多時間就回到了危機前的歷史較高水平（2007年上半年約為 16%）。作為最發達的市場經濟體，美國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所依賴的體制基礎和潛在的重要影響力，應該成為我們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程中比較借鑒的對象。長期以來，我國政府部門在資源配置中處於主導地位，這在發展起始階段對於動員閑置資源、促進經濟起飛是必要的，但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市場機制初步確立后，如果政府部門仍然掌控要素配置的主導權，就會導致一系列的結構失衡，如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國民收入分配、城鄉差異以及區域結構等新矛盾、新問題。為此，要高度重視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切實抑制政府“有形之手”對資源配置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增強社會制度彈性與自我修復能力，為調結構、轉方式、促發展創造良好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