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年8月
張維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所長、春秋研究院資深研究員。曾在上海當過三年工人。復旦大學外文系畢業，日內瓦大學國際關系碩士、博士。曾任牛津大學訪問學者、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和國內多所大學的兼任教授。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走訪過100多個國家。主要著作有《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與經濟改革》（英文）、《改造中國：經濟改革及其政治影響》（英文）、《重塑兩岸關系的思考》、《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國觸動：百國視野下的觀察與思考》等。
《中國震撼》出版后反響不小，不少地方請我去演講，隻要條件允許，我都和聽眾進行互動，每次我都告訴聽眾：什麼問題都可以提，而且越尖銳越好，要公開辯論也可以。確實，研究中國道路和中國話語，如果經不起別人的質疑，那還有什麼意義，我們的研究應該經得起最挑剔的質疑。不久前，在上海某知名大學談中國崛起與中國話語，一位年輕教師站了起來，不緊不慢地提了一個問題。他是這樣問的：“張老師，聽完您的講座，給人感覺好像中國人生活得都很幸福，但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中國人要求移民，您能不能勸他們不要移民，留在中國？”下面不少人笑了，大概感到這是一個刁鑽的問題。不過我也笑了，我告訴他：“您可問對人了，因為我認識的海外移民朋友太多了。”我說：“我非但不會勸人不要移民，我還要鼓勵他們移民呢，因為對於移民海外的國人，我有一個粗粗的估計：一出國，就愛國，這個比例至少有 70％，那些在國內罵得越多的人，出去后往往轉變得越快，因為他們把國外想象得太好了，他們對歐美的印象是電影和廣告上看來的，和真實的西方差距太大了，結果出去后失望者眾多。”我告訴這位提問者：“一出國，就愛國，效果比黨的教育還要好。”
“在中國，美國夢仍在，而且還很美好”，2010年 11月 23日，美國《全球主義者》在線雜志（ The Globalist）以這樣一個標題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在中國出現的一種奇特現象。這篇文章的美國作者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奇怪的，甚至可以說是扭曲的時代。突然間，最擁護美國的人都對這個國家的未來產生了深切的懷疑，不知道這個國家以后還能不能繼續輝煌下去。然而，在最近的中國媒體之行中，我們發現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美國夢仍在，而且還很美好。這是令我們最為吃驚的。當中國學者聽到我們美國記者學者批評美國政治陷入僵局和美國社會陷入嚴重沖突時，他們會非常不高興……他們跟我們說，不要再說美國怎麼不好了，我們不會相信的。你們在摧毀我們對未來的夢想。相信美國有美好的未來是令我們中國人走出黑暗日子的動力。”沿用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的邏輯，那就是“請你們這些美國人不要再說美國的問題了，不要再說美國在許多方面就像沒有新裝的皇帝了，說了我們也不會相信的，你們在摧毀我們對未來的夢想，美國代表了光明和未來，我們現在還在黑暗中掙扎”。
20世紀 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翻譯室工作，有機會為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做英文翻譯。我第一次為鄧小平做翻譯是在 1985年 8月 26日，他會見津巴布韋領導人穆加貝。會見開始前，鄧小平先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了外交部工作人員，並聽取匯報。鄧小平先與吳學謙外長握了手，然后與在場的中方人員一一握手。與我握手時，吳外長介紹：“這是英文翻譯小張。”我和鄧小平的目光也有一個短暫的交集，鄧小平的目光相當平和。他問我：“哪裡人？”我說：“上海。”他停了一下，好像“上海”這兩個字給他帶來某些特殊的記憶。“知道霞飛路嗎？”鄧小平問我，目光中似乎帶著一點對往事的回憶。我略微停頓了一下，然后說：“是淮海路吧。”他微笑點頭。
2014年 3月訪問柏林，電視裡正好在播一個 BBC的節目，叫“自由 2014”。節目裡一位加拿大宇航員拿著當年“冷戰”時期從外空拍攝的柏林夜景照片說：“你們看，明亮的部分是西柏林，暗淡的部分是東柏林，這就是自由民主國家和專制獨裁國家的區別。”已經 21世紀了，西方很多人看待世界還是高度的意識形態化，還是把中國當作一個“放大的東德”，簡直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其實，我們從抵達柏林的一剎那就感到：與上海相比，柏林要“暗淡”很多，其機場可以用“簡陋”兩個字來形容，其城市可以用“空空蕩蕩”四個字來形容，其夜景可以用“比上海差太遠”六個字來形容。當然，德國還是有不少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但這種“民主與專制”話語的荒謬性是毋庸置疑的。
2011年 1月底埃及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反政府浪潮， 2月 11日，長期執政的穆巴拉克總統黯然下台。西方媒體把這場運動渲染成了民主推翻專制的“埃及之春”和“中東之春”，預示著整個阿拉伯地區邁向了民主化。但我對這個地區做過多次的實地考察，真實的情況要復雜得多。如我與福山辯論時所說，“中東之春”會變成“中東之冬”，時間証明我的預測是准確的。鄧小平說過，一個聽過槍聲的士兵和沒有聽過槍聲的士兵就是不一樣，實地考察過一個地方和沒有考察過也是不一樣的。做學問，特別是政治學，一定要接地氣，一定要讀懂社會這本書。
2013年 9月，我在荷蘭國際關系學院做了一個關於如何理解當代中國的演講，一位法國學者隨之問我：中國正在迅速地實現現代化，但似乎又不願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現代性，這是為什麼？我是這樣回答的：“要解釋這個問題，先要了解西方的現代性是怎麼形成的。離這個會場不遠有兩個地方值得一看，一個是荷蘭大哲學家斯賓諾莎的故居，另一個是荷蘭的戴爾福特（ Delft）瓷器博物館。 17世紀的時候，歐洲大都還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具有‘異端思想’的哲學家斯賓諾莎在荷蘭也遭到了迫害，被基督教會除了名，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來海牙見他，隻能秘密地進行。兩位哲學家探討了他們的一個共同發現：中國是一個很獨特的國家，它不像歐洲，它不是政教合一的國家，而是世俗國家，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一個具有現代性的國家。他們認為中國採用了世俗的、貼近自然、非神權的方法進行治理，結果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