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之改变与善性“正能量”的发挥

从个人到整个人类命运的走向，是古往今来几乎所有思想家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我们读历史也好，阅现实也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于某个人在时空大舞台上，不断演绎出一幕幕令人嘘唏不已、或喜或悲的“活剧”来。人们不仅要问：冥冥之中是否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在操控着这一切？命运究竟能否改变并趋于人所希冀的美好方向发展？明末《了凡四训》的作者袁了凡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因循命运，不作极大的努力，就会受定数摆布；如果痛下决心，真正、真实改过立善，命运就会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我想，这不仅对个体生命的优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转化亦有重要的启示。

一、何为命运？

互联网百度搜索对“命运”的首义解读为：命与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命为定数，指某个特定对象；运为变数，指时空转化。命与运组合在一起，即是某个特定对象于时空转化的过程。运气一到，命运也随之发生改变。命运，是指事物由定数与变数组合进行的一种模式。其他看法大致如此。其中，不无“宿命论”的成分——“宿命”是完全决定论的另一种称谓。这在某种意义上有其合理之处，因为，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你面对的时空因缘和物质因素确实有被决定的一面，是自己作为主体能力之前所无法改变的，只能顺承和接受。但是，它忽视了人一旦成为主体，人自身就在参与命运的变化。为此，我们当下的境遇，无非是先前各种因素（包括主体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怨天尤人并不解决任何问题。有人或许不理解，认为我自己也努力了，而最后的结局却并非如人所愿呢？对照《了凡四训》，我们要问的是，你自己是否有各种意识到或未意识到的过失呢？你的努力是在沿着正能量的善的方向发展吗？你的“善”圆满吗？

在命运观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值得推崇的是改命论、造命论——把命运引向善的方面，且发展至明末清初确有一套可操作的手段和途径。不只有哲学上王船山提出的“造命”之论证，还有当时流传于民间的“功过格”。这就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早期儒道在此问题上诸如“天命”、“顺受其正”、“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等语焉不详或碎片化落实的缺陷。如果我们把命运看成是“规律的必然性”，用中国哲学的术语讲就是“道”，那么个人或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就是儒家经典里反复出现的“人道”。没有认识、无法掌控的“命运”确有其神秘性，而深刻把握了命运，就会出现“生死由我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自由自主自控意识。这时候的“命运”，可以理解为生命有机体在时空中运行的有形或无形的轨迹，高度的自觉能够使人们在生活中驾驭它飞向更高的目标。在高级的理想社会状态中，个人的命运将和人类的命运具有共振性、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命运”就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来源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力，其中自然隐含着人的因素。每一代人只能在前代人积累和遗留下来的“地基”上展开社会“大厦”的构筑。这是决定性的因子。另一方面，该代人同时有在此背景和条件下的选择性和主动性。而且，当各种上层建筑不能容纳生产力、经济基础的进一步发展时，社会变革就将开始。在社会变革中，群众的积极性被鼓动起来，甚至产生主动的“革命”事件及其历程。这种“革命”，是通过革他人之命——既有肉体方面的亦有精神文化方面的，从而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在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需要不断进行的变革来实现自我的完善。虽然说是自我“变革”，但不排除用专政的手段来继续“革”少部分反动和腐败分子的“命”，这也是调整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方式。大量社会生活中的“自我完善”，则是通过正能量的引导，克服体制机制上的缺陷，打破各种“固化”的界限，使各种因子的动能释放和充分涌动。个体之人是组成社会团体和整个民族乃至国家的最小“单位”主体，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最后都要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因此，说到底，社会主义社会“命运”的自我完善，即是在我们每一个个体自我命运的改观中组成的、完成的；当然反过来，其中由于系统的“加和”原理作用，整个社会的“合力”效果会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