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之改变与善性“正能量”的发挥【2】

“革命”由革“他人之命”，转变成了“自我的完善”，某种意义上这就是革“自我之命”——更多的情况下不是要在肉体上进行“自杀”，而是境界的提升、观念的进步、精神的觉悟，最后达到社会文明的整体跃迁。“自我完善”，仅仅停留于利益的调整还远远不够；如果打着“完善”的口实，在经济和政治上强取豪夺，那么殷鉴不远，前苏联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惊人的“历史周期律”就会将再现于我们的生活中。恰恰需要做到的是，消弱权力和资本的天然疯狂组合，瓦解利益集团构筑的无形同盟，使社会大众在经济和政治上均衡化，是我们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使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大多数高级领导干部如果过不了经济利益这一关口，一切的信仰、一切的理想、一切的说教，就将化为乌有。

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要求共产党人带领社会大众取得物质生活的进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来满足人民的需要，一方面要求共产党人在社会物欲方面日新月异、眼花缭乱的产生中保持“定力”，坚守“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纯洁性。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经受住真枪实弹硝烟的考验，但经受不住糖衣炮弹的考验。《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我们共产党人在一个新时代里不能沉入这个陷阱，就要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目标下学会处理这些财富，使之成为扩大、丰富和提高生活的一种手段。依靠党章党规的党性修养以及理想信念教育，在约束党员及其领导干部行为方面确实发挥了极大影响力。毕竟来自于一个政党团体的纪律规范、一个理想社会目标的追寻过于外在化，如果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源于心性克制的修养结合起来，作为欧洲文明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应当更能跃升台阶，不仅可以扎根我深层的文化土壤，或许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文明交融后的创新机遇。在改造现实社会经济利益的指导思想层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成为执政精英阶层的共识；如何使其进入社会大众的精神信仰深层，则需要找到更多的相通处，植入中华文化的基因——显然，社会在此方面没有形成共识，各种自生和外来的似是而非的新旧观念继续障碍着人们的头脑，文化的撕裂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反而加大了创伤面。正如上面所说的，“自我完善”理论的提出，客观上要求更多地注入以自我修养为主的文化因子，使自觉的纠错意识和能力迅捷提高，使对经济社会有可能陷入“物欲”陷阱的超拔指引更加明确。《了凡四训》作为家训文化的上乘代表，今天如扩充其主要局限于“家族”的目标导向，吸收其主要的、积极向上的内容，即可以为今人补一部分精神信仰之“钙”，成为共产党人强化党性修养的“心学”养料。

二、“立命之学”的启示

《了凡四训》由四部分组成，开篇即“立命之学”。可能阅读者感到奇怪：立什么命？天地父母已经给了我“命”，还要什么命不命的？这就是文中所说的一种命运观：“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天下聪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业不加广者，只为因循二字，耽搁一生”。随顺这种命运的摆布，一生空过。袁了凡先生初亦如此，或听凭父母安排学医养生济人，或听任孔公数算读书做官，更令人惊奇的是，精确到年月日时，发生的一切“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我们且不追求此是否迷信，关键在于你信他就灵：“余因此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澹然无求矣”，真乃古人所言：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到此境地，作者本人也就不再做很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