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之改变与善性“正能量”的发挥【3】

了凡先生访云谷会禅师于栖霞山对座三昼夜，竟然不起一妄念，圣也？凡也？居然使禅宗大师大为惊奇。这对我们今人一些静修者应有绝大的启示：不起一妄念，仍可能是凡夫。了凡与云谷会的对话，展示了儒家、道家、佛家关于命运理解的精髓，也说明了三家思想不只是在形上境界有共同之处，即使在形下的社会生活的教化和境遇上也可以相互补充，为学人立命提供启示借鉴。云谷会禅师提到立命要立“义理再生之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宋明以后的儒学家喜欢称“义理之学”，侧重探析和思辨经义名理。理不辩不明，即使是自小熟读经典的了凡先生在云谷会禅师的启发下，反思自己误读了号称“亚圣”的孟子之言。看来，经典智慧的显示，有时并不是字面的意思，确实需要千百年来学人透过三教的深度证悟为人们解纷释惑。

云谷会禅师关于三教义理对命运的比较解说，使了凡先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命理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两人皆认同中华人文“反求诸己”的内求方法论原则在命运观上的表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反躬内省，求有益于得，则内外双得。了凡先前被算定的命运，经他自己追省，与有过而不能改的因循有关；而云谷会禅师为他指明的路子亦是通过个人的积德行善来改命。这其中，似乎又回到世俗所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之中，一些人总是从为什么有些人行善得不到好报、作恶却善终的生活例证来简单否定这一普遍原理。因为对“善”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了凡四训》中对此有精准的分析——下文将谈到这一点），加之“报”的复杂性（甚至有“天报”与“人报”之别），善恶的因果观并不是常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明了。其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因果观是科学、是哲学，并不是什么宗教迷信。抽调了因果决定论，不但自然科学大厦轰然倒塌，就连社会历史科学亦将不复存在。个人的因果既有决定性的一面，亦有非决定性的一面。我们总是讲，“禀性难移”、“性格决定命运”等，一个人的脾性、性格优缺似乎很难改变，因此造就了看似多舛、实则必然的运势。个人那些“禀性难移”的因素，长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机缘。如果我们下决心从“根”上改因，那么“果”上即可能造成不同的命运轨迹。积德行善，也有一个比较长的历程（其中有对过失的不断改进）。这看来是个人的所作所为，但它指向的对象恰恰是为了他人、甚至是社会大众，进而即形成新的向善的机缘，命运的轨迹就会不断偏离原来的“航线”，越来越得到优化。

了凡先生在云谷禅师指导下的“改命”历程，“事”上论，即为第一训的后半段；“理”上论，即为第二三四训的内容。事上显理，理中融事，为后学者树立了由浅入深、步步进前的路子。其中有些内容粗看神秘，其实颇有深意蕴含。比如，初引入佛家“准提咒”，无非让人排除各种干扰，专则一念，在人生所谓的丰歉、穷通、夭寿中成就不二之学。这种措施，不失为培养意志力、磨练专注力的好方法，久久为功，恒心成就。我们要注意其中了凡先生在“改命”中反思的深度，他在“功过格”的基础上又置一册“治心编”：所行善恶，纤悉必记。人的行为都有自己的动机，有的动机即连自己也难以梳理清楚。之中牵涉个人的、社会的价值基点，乃深层自我意识的调控处。从心理意识的发轫点入手，这就是宋明以后儒学家常说的修养要从“一念入微”处用功的关键。还有，在善业完成后的“回向”是典型源于佛学的修行理念。实际上，此不过乃俗界“报恩”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另外，“回向”的深层意义在于，不受已经建立起来的善业的泥滞，将一切“清零”后再行新的进步。

个人的命运乃至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的确是能够再造的。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演变中，共产党正是依靠马列主义先进理论重塑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人民翻身解放后也可以说获得了新的“义理之身”。有人此种意义上把毛主席、共产党称之为佛菩萨也未尝不可。我们共产党人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信仰，这即是共产党人的“立命之学”，它远远超越了传统条件下知识分子较为狭义的善的追寻。首先能“自立”才能“立人”，先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然后才能武装别人。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能否坚守这一历史使命而不蜕变，并随着新的形势百折而不挠，是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