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所说的人均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按常住人口人均分配、还是以户籍人口为标准人均呢？

张富泉：目前我国统计中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都不是国际分税制意义上的标准性常住人口。如按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广东省常住人口1.04亿户籍人口却只有8500万；而河南是户籍人口1.04亿常住人口只有9400万。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差别这么大？显然是人口不能随劳动力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粘着的结果。河南劳动力流向外地把大量抚养人口留在户籍地，则意味着其劳动力输出与劳动财富的外溢；而广东接纳外来劳动者在获得劳动财富时，也或多或少为之提供了某些公共服务或是公共服务的外溢。把这种劳动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的非真实因素剔除出外，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分税制的标准性常住人口。

如何从统计常住人口中求取标准性常住人口？邓小平在设计“三步走”战略时，还曾提出沿海和内地“两个大局”战略措施。这就是“前两步”内地顾全沿海率先开放的大局，采取东、中、西纵向非均衡区域规划并实行承包式分税制的非均衡区域政策，如期实现了用两个十年翻两番的目标；而进入“第三步”沿海服从内地共同富裕大局的战略目标期，按区域非均衡与均衡发展相辅相反的悖理和“两个大局”战略“反过来”的逻辑路径，则需从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上“反过来”，也就是将现东、中、西纵向非均衡性经济区，合纵连横构建以珠三角城市群横向连接长江中上游共12省的泛珠三角、以长三角城市群横向连接黄河中上游共10省的泛长三角、以环渤海城市群横向连接黄河下游和华北东北共9省的大环渤海三大横向均衡性财政经济区，在保持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不变、省级市县级财政支配使用主体不变的前提下，实行按常住人口“标准人”公式化分配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

这里的“标准人”分配公式，基于市场经济以人为本、公平竞争的本质要求，借鉴德国财政制度中具有收入平衡性质的增值税预平衡约占30%、具有支出平衡性质的州级财力横向平衡与联邦补充补助约占70%的均衡性比重，由“各省（市区）人的能力和努力程度的平均水平以及外部环境包括公共服务等（应当）给予条件的平均水平是一致的”的科学理念，运用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2年任一年或几年的面板数据，按具收入权重性质的人均GDP与人均财政收入各占15%、具支出与财力需求权重性质的财政支出占70%的比重，反推出目前统计人口中剔除劳动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的非真实因素的标准性常住人口，因而“标准人”公式化分配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就是结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完善的分税制。

像这样，在东中西纵向非均衡区域基础上合纵连横，实施财政横向均衡以重构区域经济公平竞争的格局，实现人均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不会造成财源效率机制的损坏；而改按国际惯例以常住(标准)人口均衡地方财力，那么也就如同国际通常情况一样，人口在哪就业安置就能把财政公共服务带到哪里。农民进入沿海和城市，既能把当地蛋糕做大，又能增加常住人口让蛋糕分得更多，还能带来消费增强经济拉动力。沿海与城市经济发达区就会乐意接纳人口，突破“半市场化”即期就圆了4亿人进城的“中国梦”！而增加4亿城镇人口每年仅扩大消费就达30万亿元。且增强消费还将拉动发展方式转变等，由此算来推进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效益，即带给中国的红利将不亚于再造一个沿海！

记者：如此说来从突破“半市场化”入手把准改革脉搏，人均公共服务均等化即为牵一发动全身的分税制改革的再突破。请问按常住人口“标准人”公式化分配跟目前的分税制有何不同？具体对接与转换有没有困难？

张富泉：这种结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完善的分税制，与现承包式分税制对接的主要变动就在将现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作为地方财力均衡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补充补助部分，按常住(标准)人口实现政府间财力均衡和人均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与当年财政承包制转向分税制比较，不涉及到地方财政利益调整的刚性，因而也不存在同地方讨价还价商量的必要。可见这一重大改革举措，实质上只涉及到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部分，改革权基本上是在中央财政，其本质特征是以人为本、大道至简，透明度高且可操作性强，确是推进市场化改革、最终完善分税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二选择。特别是突破 “半市场化”粘着状态，釆取“标准人”公式化分配的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纯粹是按“三步走”战略思想与理论逻辑推导出的改革举措。莫说没什么工作上的盲点、疑点与难点，就是深水区也要坚决趟过去!

此外，为完善财税体系还需按照事权财权相一致的原则，理顺中央、省市区和市县三级财权事权关系。并规定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特殊补贴，对自然灾害的救助拔款和重大国际活动的补助拔款继续保留，且不记入地方财政均衡计算范围。另对税制改革亦可先出台较为完备的税种税目，起到全面深化改革安民告示的作用。至于哪种税收哪个时候开征则可视情况而定。比如，遗产税到本世纪中叶开征也不为迟；而房产、地产税基于突破“半市场化”粘着状态，人口随劳动力自由迁徙入城的良机和刺激城镇居民岀手空置房地产的需要，完全可以在近两三年内征收并明确规定其税率和起征点。这样，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发挥好政府引导和政策调节市场的积极作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时代就会早日到来！

专家简介

张富泉：现任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多年来从事邓小平“三步走”与“两个大局”战略研究，所著《邓小平战略设计：共同发展富裕的中国定律》（中国经济出版社）受到学界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