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克强总理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按您所说光潜在消费力就可释放30万亿元之巨，拉动生产、促进就业当然不成其问题。这种市场化改革据您测算，还有其它可释放潜力与红利吗？

张富泉：推进市场化改革，突破“半市场化”粘着状态已成当务之急。为统一思想、下定决心起见，我看还应算算效益和环境两笔账。记得前几年有个报道，北京延庆县把占全县10%的贫困人口从山区中搬出，花的钱比过去扶贫少，却实现了“生态安全”和脱贫。对此，钱正英总结防沙治沙和扶贫经验曾概括为两句话：“人进沙进，人退沙退” 。意思是解决贫困化与生态环境的治本之策，莫过于发挥市场经济“用脚投票”的作用，鼓励引导人口自主有序地迁徙。但在“半市场化”粘着状态下，希图采取行政性手段和政府项目投资，甚至用搬迁发展来解决地区差距与生态环境问题，结果势必力不从心甚至适得其反。

据中国统计资料分析，我国改革解决温饱和达到小康的“前两步”，即1980-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1年累计共为23.21万亿元；而进入“第三步”基本现代化建设的2001-2011年的11年，投资总额很快增加到152.99万亿元，按绝对值计算后11年为前21年的6.59倍。可见这些年增长速度是快了、猛了，但主要是靠海量投资来支撑着的，背后则是资源过度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其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经济效益损失和权力腐败、公平正义的损害，在我国确确实实已有难以承受之重！若再对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地投资效益做个简单的对比，进入新世纪11年比“前两步”21年的投资增长率，内地比沿海多增长2.27倍而其GDP却少增长0.4倍。这种投资增加与GDP发展效益倒挂的现象，结合“半市场化”粘着状态做出数量分析，就会发现其所造成的发展效益损失约相当于1/3个沿海。

另从微观上看，结合改革调研我们不妨跟踪某些项目投资到大山里、到生态脆弱的源头区去看看，某些花数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投资的项目，按老百姓的说法是“修条路就为看住几个婆婆佬佬、孙孙崽崽”。实践表明，加快中西部发展确有必要，但必须按照“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适时构建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富裕的区域公平竞争机制，通过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人口随劳动力向沿海与内地城市经济发达区自由迁徙，沿海经济渗透延伸和内地人口与产业集聚经济区的又好又快发展来实现；而不是出于贪权恋财或悲天悯人、救世主的心态，把珍贵的国家资财不计效益效果地往山里垒、往水里倒呵！要那样尽管也能拉动经济增长，但可谓是有增长而无发展，有发展而无效益！

记者：看来算好消费就业、发展效益和生态环境这三笔账，真正把准改革脉搏，突破“半市场化”粘着就不成问题。那么，您认为该怎样从突破“半市场化”入手、推进全市场化改革呢？

张富泉：按照邓小平对中国改革 “三步走”的战略设计，1980-2000年“前两步”翻两番，是要解决温饱问题和达到小康；“第三步”进入新世纪是“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这“第三步”翻两番要比“前两步”翻两番多出10年甚至30年，是因为“前两步”处于改革之初短缺时期，GDP新增财富越多效益也越好；而“第三步”已全面进入买方市场，需尽快构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实现新世纪的共同富裕和又好又快发展。为什么邓小平要把市场经济和共同富裕，提上新世纪“第三步”现代化建设的议程？其重要原因是，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已经走出温饱小康型的地平线，面临的主要矛盾已是新的发展问题，这就必需迅速转向培育壮大消费和扩大内需市场。因为世界经济大国无不是内需型经济大国，中国跻身世界现代化强国之林也概莫能外。如果仍旧停留于人口不能随劳动力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粘着状态，继续造成劳动者人群的收入和消费被压到最低限，不能走向共同富裕也就无所谓新的发展！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从突破“半市场化”入手，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区域城乡双重二元结构的障碍，切实解决好人口随劳动力自由迁徙的体制机制问题。

记者：这样说来，打破区域城乡双重二元结构，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个关键？

张富泉：改革户籍制度只是表面文章而已，关键在于完善深层次分税制改革的再突破。实践表明，中国改革按照“三步走”战略部署一路走来，财税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始终成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比如，实行财政承包制及在此基数上的分税制，打破“大锅饭”调动地方发展积极性，如期实现“前两步”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此后进入现代化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步”战略目标期，由于没能依照区域非均衡、均衡发展相辅相反的规律和邓小平“反过来”的要求，在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上做出及时调整，仍然沿用承包式分税制势必造成地方利益的刚性，相应形成了候鸟型农民工“半市场化”胶着状态。

事实上，户籍制度在国家层面早已松动且有不少已明令废止，就因为关系着地方财政利益及户籍人口的切身利益，至今才仍在劳动力承接地普遍得以沿用，才导致区域城乡双重二元结构和人口不能随劳动力自由迁徙的“半市场化”。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是市场经济，既然搞市场经济就得遵守其以人为本、公平竞争的基本规则。特别是在财税分配政策的本质属性上，必需结合中国国情与国际分税制接轨，实行政府间财力横向均衡的公共财政制度，“让每一个处于平等地位的人获得平等的财政对待”（布坎南，1950）。一句话，最根本的改革就是按国际惯例与市场经济通则，以常住人口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多个标准来均衡政府间可用财力，实行政府间财力人均的公共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