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破除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可以调节阶段的观点

美国超级国家和各国国家的重大调节作用使战后垄断资本能够摆脱长期历史性严重危机并重新获得稳定，但是仅此并不能开启一个长波上升期。因为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是依靠私人资本而不是外在性的国家，即使这是一个超级国家。

有人会说，也许汽车这一重大技术才是战后繁荣关键因素。事实是，单单技术也是不行的，否则信息技术这样涉及整个社会重建的重大发明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给全球带来像战后那样的平稳大发展。这种观点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很多人持第一种看法，他们看到战后资本主义平稳发展，又看到其间国家的调节作用，就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调节能力已经足够使自己摆脱危机。所以这里只对第一种观点的错误进行重点说明。

持战后资本主义可以自行调节观点的人的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错误地分析了战后繁荣的根本性原因，比姆斯很好地批评了这种错误，他说：“这种观点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战后繁荣并不是因为凯恩斯主义而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繁荣与二战期间的暴力破坏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巨大变化相联系。随着这一战后繁荣的结束(这是一个客观过程的结果)，凯恩斯主义的各种调节措施并没有能够减轻随之而来的危机。相反，在某些方面这些调节措施反而加重了危机，并产生了中产阶级对工人运动发动攻势的社会基础。” 在帝国主义阶段，战后繁荣只是大破坏后的大建设。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措施的作用是有限的。比如美国罗斯福新政实施后几年，也只是使美国经济维持了不崩溃，但是失业率仍然极高，经济增长率却很低。只是在美国参战后，战争提供的巨大规模的刺激以及战争破坏后的重建才使美国摆脱了危机。

战后繁荣具有三大因素。比姆斯的观点看到了世界大战这一重要因素，但是他没有看到战后资本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和国内调节能力。战后资本主义可调节论者看到了战后资本具有调节能力这一变化，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种能力是有限的并且依赖两大条件，即美国一极独大的力量，以及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力量。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战争导致的战后景气结束，加上美国一极独大的力量以及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力量都受到削弱，战后垄断资本的格局将进入重大调整期。

由于坚持国家可以调节资本主义，所以很多左翼学者对于滞胀的产生以及后来的新自由主义就完全没有预见，——这是使马克思主义失去可信度的又一事件。由于错认了战后的繁荣，导致这些学者错认了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的发展,都没有达到能够压过大私人垄断资本和市场经济的程度，甚至制约作用都有限，只是帮助和补充了私人垄断资本和市场经济。国家所有制本质上是集团的资本家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同股份公司一样,“这是资本作为私人所有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限界以内的扬弃。”

正是由于错认国家已经成为主导者，所以左翼学者和凯恩斯主义者没有预见到战后繁荣会出现危机，并且以为通过国家更深更精致地调节，就可以摆脱危机。他们没有预见到，这样的调节将导致滞胀。滞胀简单的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垄断资本的停滞趋势在一个很特殊条件下被暂时掩盖后又重新浮出水面，而凯恩斯主义不能推动以私人资本为主的社会的投资，只是能够带来通货膨胀。

在国际上，到20世纪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德国和日本经济实力接近美国，华盛顿开始检讨自己经济外交中的国际主义，转而对欧洲和日本采取破坏性而非以前的扶持政策。

现在看来，滞胀危机以及凯恩斯主义在国际和国内的调节机制对此应对失效，美国、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和日本实力格局和战后前期相比已经有巨大变化，所有这些都基本符合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危机和不平衡发展规律的判断。

仇启华：《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几个理论何题》，《中国经济问题》1983年第3期。

谢富胜 黄蕾：《福特主义、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兼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的演变》，《教学与研究》 2005年第8期 。

参见Alex Callinicos. Imperialism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International Socialism,Autumn 2005.

尼克?比姆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和社会主义前景》，范春燕译，《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