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停滞、不平衡加剧与社会政治危机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结论是，资本越来越寡头垄断化后，发展会越来越停滞，越来越不平衡，最终导致全面危机。
当前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虽然受到打击,但既得利益集团依旧在顽强地走老路。世界经济的金融化后一直伴随着严重的不稳定和危机：日本从1990年至今的危机，墨西哥危机（1994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8年），巴西危机（1999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2000年3月），阿根廷危机（2001年），以及2007年至今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
当前世界危机的性质最接近1990年以来的日本危机。由于危机爆发后政府及时干预，所以没有出现大萧条式的崩溃，但是危机并没有彻底解决，所以日本这一世界上第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用了近20年时间也没有摆脱困境。当前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也是日本性质的那种危机，但规模还要大得多，因此全球陷入长期慢性萧条的可能性极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原来的日本和现在的美国，在危机后都拯救大银行。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多大银行实际上必然会破产。但是它们太大而不能倒，如果政府不救，经济就会出现大萧条一样的局面。可是政府救了以后，这些银行又可以继续窝藏着自己的有毒资产，甚至继续扩大经营有毒资产，因为它们的股票的价格主要来自有毒资产市值的波动。这样其实就意味着下一次的规模更大的金融危机就会到来。而且金融化还带来如下复杂情况：包括银行投资工具（诸如结构性投资工具）、回购债券协议、信用违约掉期等影子银行系统本来就是建立在不透明和对风险的追逐之上，如果对它们实施任何限制都会威胁、动摇整个金融化进程。政府现在通过支撑大银行来稳定金融，但是影子银行系统的规模很大并与大银行密切联系，这也意味着新的更大规模的危机必然到来，而且由于金融全球化，危机将以光电速度在全球传播。
有人指望新的大规模技术创新，比如新能源或者新信息技术可以将世界带出萧条。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革命都由于生产关系没有条件而没有起到作用。新的技术出现又能怎么样呢？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可以通过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将业务外包到发展中国家，利用世界廉价劳工，又基本不向本国和外国交税，公司一直利润丰厚，在危机时期也如此，因此他们不再愿意技术创新，或者没有动力利用这些创新。曼德尔说，晚期资本主义生来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术革命或者说自动化的广泛可能性加以推广普及。
有人又指望通过新凯恩斯主义来走出危机。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凯恩斯主义是 建立在如下基础上：民族国家政府享有经济主权,劳动与资本之间能够妥协,实体经济优先于金融，——这些基础现在都不存在了。
那么唯一存在的方式就是，中心国家力图将损失通过种种手段转嫁到外围弱小国家。和转嫁经济损失相配合，美国还将在国外加强对有战略地位的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军事方面的进攻。如上所述，由于中心国家之间资本已经在美国控制之下相互融合，所以经济战政治战军事战将主要在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展开。而外围国家中被纳入金字塔结构中的穷国的以无产阶级的反抗为代表的斗争，又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还多少保留了民族国家主权的国家的以民族主义放抗为代表的斗争很不相同。
而列宁说到的不平衡性是帝国主义的绝对规律，这在当前也是有道理的。虽然中心资本实现了有限的统一，但是它们之间的实力还是在不平衡地发展，美国正在相对衰落，德国在兴起。而且这些国家内部不同阶级和地区之间也在更严重地分化。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也有人说正在出现第三世界。比如在金融业上地位仅次于美国纽约的英国伦敦，在国际金融城不远处就是严重的败落状况。而且英国整个国家也在分裂为两半：南部是伦敦大都市，北部和西部在人口、社会和经济上似乎是正缓缓沉没的城市孤岛。在英国其他国际化城市如曼彻斯特、利兹、利物浦和爱丁堡中，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和两极分化的情况。如利物浦的多克兰（Docklands）像伦敦一样充斥着昂贵的公寓、高级商店和酒吧，但是这个城市光鲜的外表背后，却是充斥着大量从事清洁、餐饮、保安和搬运工作的低收入工人。这些城市的极端的贫穷和巨富之间的两极分化，正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缩影。
而且发达国家由于已经现代化，整个社会运转建立在日益复杂且延长的设施链条上，这虽然带来了运转效率更高，但是其脆弱性也日益加剧，在这个链条上，即使一个小单元被破坏,整个链条可能都会崩溃，9.11恐怖袭击和次贷危机等都只是起源于很小局部受到破坏，但是却引起全国甚至全球性破坏。
从整个世界来说，第三世界之外，出现了彻底停滞的失败国家，被称为第四世界。另外，新自由主义时代还出现大规模的永久性失业和非正式就业，这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
迈克?戴维斯在《新左派评论》2004年3-4月号专刊长文《贫民窟的星球》中讨论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造成去工业化的后果。戴维斯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强制推行导致工业和农业都倒退，导致大量农民流向城市，加上城市本来的工人失业，使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正式就业人口占到总就业人口的2／3以上，他们大都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并形成宗教原教旨主义等运动。例如在肯尼亚，1989年以后的10年里，85%的新增人口进入了内罗毕和蒙巴萨的贫民区。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实际上变成了大规模的贫民窟。2003年，在乍得和埃塞俄比亚，99.4%的人口是贫民窟居民。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Hannah Holleman.The Financial Power Elite[J]. Monthly Review,May 2010.
张茉楠：《高盛成了欧洲新主人》，《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46期。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 684页。
陈周旺：《美国霸权衰落了吗？》，《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
新自由主义实施以来，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以10亿计的大量的非正式就业者特别是年轻人被社会完全排斥，即使在繁荣时期也没有就业的增长，这是和以前完全不同的，这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大量排斥活劳动，已经反人类从而已经过时。
在日益扩大的城市贫民窟中聚居的人，随着时间的延长日益对美国主导的垄断资本秩序产生失望和反抗。 布热津斯基今年2月出版了新著《战略憧憬——美国和全球实力的危机》，在该书中他说，美国实力的衰落被如下因素放大了：出现了一种极易被引爆的现象：世界各地曾经在政治上采取消极态度的被压制住的民众开始在政治上觉醒。早在几年前他还说过，我们首次生活在一个全球民众在政治上普遍觉醒的世界，新觉醒的政治大众很可能成为各种反抗的基础。这几年全球反美运动愈演愈烈证明了这些判断。
除了民众的反抗，还有民族的反抗。和战前很大不一样的是，冷战末期虽然出现了日本的强大和德国的统一，但是未来很长时间内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不太可能出现战前那样的政治军事对抗。未来可能反对美国超级垄断资本的可能是那些没有被完全纳入美国体系、多少保留了民族国家主权、拥有强大军事资源、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的一些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
随着全球发展不平衡越来越严重，上述两种反抗将会愈演愈烈。这两种反抗和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列强战争或者无产阶级革命都有所不同，但是实质还是很一致的，因为反抗的原因和反抗所指向的目标都是垄断资本，不过现在是超级垄断资本。
Jane Hardy.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the British Economy[J],International Socialism, Spring 2005.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