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的提出有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追本溯源，中体西用的初始状态来自林则徐和魏源的言行。林则徐在流放途中将他编纂的《四州志》交给魏源，后来魏源以《海国图志》之名在扬州出版此书，这是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开山之作。因为开眼看世界了，特别是列强闯进来了，中国的统治阶层才知道泰西各国之强悍和中国处境的危险。怎么办？魏源提出了一个经典性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西用”的开始。进步思想家冯桂芬于1861年在《采西学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两句话已明显地含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思。到了1896年，孙家鼐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中提出：“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孙家鼐的一篇奏折只上奏过皇上，影响不广。身居高位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于1898年撰著了4万余字的《劝学篇》一书。此书最初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到了全书的结尾处“旧学”改为“中学”，“新学”改为“西学”。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其流行语，则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中体西用是《劝学篇》一书的主题。这本书受到了光绪帝的赞赏，命全国的官员阅读，所以它的发行量竟达200万册，并有英文和法文版本，而书名则被译者改为《中国唯一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