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性别歧视“维权难”，不找法院找哪里？

温语轩最终做了一个决定。

“这是关系到我们切身利益的事，可是大多数人都选择沉默，情况就不会变。我必须站出来维权。”

但她马上面临了一个巨大障碍。她找到了广东律师庞琨，但律师坦率地告诉她：“我们也代理过这类案件，想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但法院都没有立案。法院基本不支持对用人单位在招聘时的性别歧视判决赔偿损失。”

这又是为什么？

我国多部法律均明文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第23条、《劳动法》第13条都明文规定，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用人单位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但截至目前的现实是，就业性别歧视引发的纠纷“很难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各地女性起诉用人单位歧视的案件即使能够成功立案，却总是最终落得败诉。”柯倩婷说。

虽有法律保障，为何就业性别歧视仍得不到惩罚？

在柯倩婷看来，就业性别歧视“司法维权难”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法律规定过于宽泛，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不够。“缺乏实施细则，没有可操作性。”

她举了一个具体实例。当法官问女大学生：“‘不招女生’究竟给你造成了多少身体伤害、实际物质损失？”女大学生往往答不上来，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机会”。

“司法实践里，多是以被歧视者损失的程度作为是否立案及判决的标准，但损失程度究竟为何，很难量化。”她说，这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

但温语轩越过了艰难的“走司法程序”，找到了一条新路径。

2012年11月6日，温语轩来到广州市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他们投诉了企业的性别歧视行为。

接到投诉后，广州市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展开了调查。了解事实后，劳监队介入了投诉案件。

“这次我们改向行政机构投诉，一来是考虑到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上仍是空白，通过行政手段或许可以更好地解决；第二，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在中国较为普遍，法官却很少对相关案件立案、判决。我认为需要对他们进行倡导，借助行政力量就是一个好办法。”庞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经过71天的“拉锯战”，2013年1月15日，在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的调解下，广州宝勒商贸有限公司和温语轩达成了最终协议。

处理结果是：“广州宝勒商贸有限公司就招聘过程中存在性别歧视问题，在其公司首页和智联招聘网上向温语轩刊登道歉信。支付温语轩在投诉过程中所花费用共600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