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建庭

　　河南省兰考县“1·4”火灾事故应急处置领导组日前发布官方通报。在7名幼儿逝去的沉痛事实面前，一场事故通报竟成了有关领导的功劳簿。官方通报一共用245个字详细介绍了省市县三级领导事故发生后“很忙很重视”，常用来彰显领导重视的相关词汇也基本上全用上了，包括“高度重视”、“紧急部署”、“重要批示”、“亲临兰考指导工作”、“亲赴现场”、“亲临一线”等。这份官方通报再次引发了公众的热议，新华社批其“文风怪诞、冷酷无情”，网友批其“居高临下、自证有功”。

　　每当社会上发生突发事件或灾难事故时，公众总是期盼官方能够第一时间发布情况通报，以便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满足大众信息渴求。但事实上，大多数官方通报并不能够让公众满意，往往既不能释疑也不能解惑，其中常见的是语焉不详、避重就轻、推卸责任，甚至会“变身”嘉奖通报。同时，无论从结构框架上看，还是从文本修辞上说，各地各部门的官方通报总给人一种大同小异的感觉，如果删减掉核心的事故性信息，通报中的格式化内容就会跃然纸上，而格式化内容的背后则是格式化的官方宣传思维。兰考县“1·4”火灾事故官方通报就为公众提供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分析样本。

　　一般来说，官方通报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善后处理情况和责任认定情况。“善后处理情况”本应该重点介绍处理的方法和措施，公众希望优先获取的是具体的事故处理信息，而不是“马后炮式”的领导高度重视。但现在通常更加关注哪些领导“打来了电话”、“进行了批示”、“作出了指导”、“亲临了现场”，与此同时，领导也普遍比较关注自己的声音是否传递了出去。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官方通报确实是“官方”通报——领导首先要满意、“官方”自己先满意。

　　再说“责任认定情况”，官方通报本应该客观分析原因、公正认定责任，但通报总是习惯性地将“官方”置之度外，城市内涝因为“暴雨百年一遇”、大桥垮塌因为“货车严重超载”、群体性事件因为“群众不明真相”……总之，事故要尽可能地往偶然、个案、天灾、人为上靠，“官方”顶多是一个监管不力的责任。拿此次兰考火灾事故通报来看，官方认定“袁厉害不完全具备收养弃婴条件，但是，我们默许了这种行为，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讲政策、讲条件，想方设法……”对7名幼儿的死亡，他们不仅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相反一些做法还是积极的、超前的。在冰冷的死亡数字面前，这是何等的冷酷与无情，公众怎能不质疑，怎能不愤怒？

　　说到底，格式化通报背后的格式化思维是一种扭曲的宣传政绩观，是一种掩耳盗铃式执政方法。这种格式化思维有两个维度：一是负面消息能捂就捂，捂不住了也要把问题“最小化”，所以就有了山西苯胺泄漏事故的“迟报”和山西隧道爆炸事故的“瞒报”；二是让事故原因尽可能地与“官方”无关，可能的话还要想方设法把“丧事当喜事办”，此次兰考火灾事故的官方通报就深得精髓。降低影响、推卸责任、保住官帽，这种格式化的思维逻辑让许多官方通报的作用适得其反，不仅不能够回应舆论关切，反而有可能引发次生事故，从而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唯有直面问题，先为民后为官，才能打破格式化思维，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节拍。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