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教育的普及提高，人们的整体素质有了质的提升，干部的综合素质也随之提升。但也要看到，社会越发展，对人才及干部的素质要求也越高。人们素质的普遍提高，并不意味着就能够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对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艰巨任务，我国的人才及优秀干部的数量和现状依然不容乐观。所以，不能静止地拿过去老的人才及干部标准，来套目前人们素质提高的现实。否则，就会错误地认为现在人才太多，优秀的干部人才不需要认真去发掘和培养，从而淡化选人用人的意识和责任。更何况，越是到发展的关键时期，越需要能够引领时代前进的杰出人才。当前，我们最缺少的正是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能否培养和发掘出引领时代前进的杰出人才，事关民族复兴的大局。这为选人用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年来，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出发点虽主要是针对如何培养和发掘科技方面的创造性人才问题，但对选人用人同样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在强化和规范领导干部选人用人职责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选人者”与“被选者”的关系，切忌形成两者间不正常的人身依附关系。邓小平就曾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如果解决不好，必然导致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泛滥，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使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为此，他还强调指出：“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 目前干部选拔任用的实际权力主要掌握在上级领导和组织部门手里，这样就很容易给各级干部造成一种“权力来源于领导，理应向领导负责、让领导满意”的“错觉”，从而强化下级对上级的依附关系。这一问题实质上涉及到对权力来源问题的深刻认识。鉴于此，2010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特别提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那么，又应当如何强化和规范领导干部的选人用人职责呢？

判断领导干部的实绩，不仅要看他做了多少事，做得怎么样，也要看他选用了多少人，选用得怎么样。当前，增强领导干部选人用人职责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要把选用了多少人才、从哪些渠道选用人才、选用人才的实际效果怎样，作为判断领导干部实绩的重要内容。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为领导干部的选人用人职责提供更多的制度依据和实践空间，加紧研究将选人用人作为对主要领导干部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增强领导干部选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其乐为伯乐。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选人用人的机制和规范，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尽快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强化领导干部的自律意识和领导责任，使其善为伯乐。

做伯乐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十分紧迫地提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 陈云也强调：“老同志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主动地给他们让位，‘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上一程’。……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在去见马克思之前，从党和国家的事业出发，继续努力办好这件事。这件事办不好，我们就要负历史的责任。” 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远见和深思熟虑，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通过完善选人用人体制机制及视察、约谈、读报刊等各种途径，大力选拔和破格使用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各方面人才，从根本上支撑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大发展、大跨越。

做伯乐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对于领导干部而言，特别是在其退休之后，当回顾自己的从政经历时，如果想到自己精心培养、参与选用过的人一茬接一茬，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那本身就是令人欣慰的事情，也是十分快乐的事情。更应看到的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目前我们在选人用人上的制度规范日益健全，使领导干部履行选人用人职责有了更为科学的依据和明确的遵循。同时，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普及，领导干部接触、发现人才的条件和环境也有了质的改善。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用好现有的有利环境和条件，抓住机遇，明确责任，努力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