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民党的选人用人弊端，爱国将领张学良在晚年谈到对蒋介石的评价时曾说：“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他在回忆时还举例说明：

“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去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呐。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对于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言，选人用人同样关乎成败。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强调“机遇难得”的同时，也强调“人才难得”。他特别指出：“别的工作做不好，固然要做自我批评，这项工作做不好，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还曾语重心长地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在世纪交替的历史阶段，江泽民在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时也指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就要看我们党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领导人才”。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艰辛探索和奋力开拓，中国的发展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但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民族复兴的任务仍异常艰巨，发展的形势仍复杂多变。继往开来，靠的不仅仅是路线、方针、理论、政策的正确，还要有能够将民族复兴不断推向历史新高度的优秀人才。对此，邓小平早就深刻阐释过：“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道理很明显，只是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需要有人干。”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也进一步提出：“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显而易见，任何缺少组织路线保证的理论政策，即使在完全正确和现实可行的情况下，也将显得苍白无力，最终被历史所抛弃。

尤为重要的是，真正的人才往往不会被淹没。人才不为我所用，就可能为他所用，甚至为敌所用。我们要赢得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大的制度优势和发展优势，赢得比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更强的竞争力和感召力，就必须将真正的人才从社会的各个角落中选拔出来、凝聚起来、使用开来。鉴于此，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主要领导干部，必须将选人用人作为神圣历史使命和重大政治责任，敢为“伯乐”、乐为“伯乐”、善为“伯乐”、能为“伯乐”，切实承担起选人用人的重要职责。

总之，领导干部的职责千头万绪，但牵一发而动全身者，首推选人用人。面对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用好了人，就把握住了现在；选准了人，就赢得了未来。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对于一个政权而言，当它能够以广阔的胸怀吸纳和集聚优秀人才之时，就是其兴旺的起点；而当它将大批优秀人才拒之门外或使用不当之时，则是其衰败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