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要坚持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要有历史分析的眼光，把历史人物放到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来评价。

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完美无缺的。完美无缺不是衡量美丑的尺度，更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准。无论多么伟大的历史人物，都不能不带有其所处时代的烙印和局限。这就决定了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对其缺点和不足进行历史的分析，不能以后来的认识水平和标准来苛求前人，更不能因其存在历史局限或缺点就不加分析地全面否定。

毛泽东在谈到党史上的错误时特别强调：“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对于毛泽东提倡的这一方法，邓小平后来曾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

对于孙中山的评价，也应当如此。首先要把他放到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对其缺点和不足进行历史的分析。虽然，他没有看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更多是依靠某些军阀和少数革命党人的力量，未能形成最广大、最强有力的革命同盟军；也没有注重从思想上加强对革命党的建设，未能使革命党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等等。但产生这些缺点和不足的原因，却是与当时由中国特殊国情所导致的中国资产阶级自身存在的软弱性密切相关。更何况，中国的革命者对于革命的正确认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要通过无数次失败和成功的考验，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才能一步步成熟起来。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最早的探索者之一，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局限下，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避免这些错误。正如毛泽东在该文中所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与之相反，赫鲁晓夫却没有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历史的分析，没有讲清楚斯大林的错误与其所处特定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这种不结合历史条件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做法，既是不科学、不深刻的，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不能信服人的。

由此可见，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具有历史分析的眼光，从历史发展的内部联系中，找出历史人物活动的客观根据，不仅看其在所处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到了什么，也要看其在所处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没有认识到什么。

第二、要有时代分析的眼光，把历史人物放到时代发展总体上升趋势中去辨别。

时代发展总是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向和趋势，即前进和倒退，或进步和落后。虽然，时代发展并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呈现单向度上升趋势，但时代发展总体上升趋势却是不变的，即前进总会取代倒退，进步必然战胜落后。当人的作为顺应了这一总体上升趋势，就会成为历史发展进步的促进力量。反之，则会成为历史发展进步的阻碍因素。所以，是正面引领时代潮流，还是反面阻碍时代潮流；是站在进步势力一边，还是站在落后势力一边。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依据。

落后势力是背离时代发展总体上升趋势的。一个人如果站在了落后势力一边，其为落后势力所做的一切，从本质上讲都是对时代发展进步的阻碍。比如，清末时期，封建专制政权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主要阻碍力量。这一期间，虽然也出现过一些颇具实力和影响的所谓“中兴名臣”， 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他们为维持清王朝的统治也作出过不同的贡献，从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清王朝的灭亡。但从时代发展总体上升趋势的角度看，他们对封建腐朽政权只是起到了维护修葺的作用，并没有能力对其进行彻底改造，从根本上讲他们对此所做的一切，反而会对新生力量所引领的摧枯拉朽的斗争产生消极作用。这是在评价这些历史人物时所应切实把握的。

进步势力则是顺应时代发展总体上升趋势的。一个人如果站在进步势力一边，即使有缺点和错误，也不能否认其对时代的发展进步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与落后势力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当时就是引领时代发展潮流的，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所以，他虽有缺点和不足，但对于中国的发展进步而言，仍不失其伟大的一面。而赫鲁晓夫在评价斯大林时，就没有讲清楚斯大林的错误，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 所犯的错误，很多是由于认识与实践相脱节的原因所导致，这与落后势力所犯的错误有本质区别。所以，在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同时，实际上也极大削弱了前苏联人民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

正因如此，科学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具有时代分析的眼光，把是否顺应了时代发展总体上升趋势，作为对历史人物进行辨别和判断的一个根本前提。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要划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的界限。有的人“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

第三、要有全面分析的眼光，把历史人物的全部经历、全部历史作为评价依据。

人是复杂的，有优点，就可能有缺点；人的实践是多样的，有成功的经验，就可能有失败的教训。科学评价历史人物，要在全面分析其经历的基础上，一分为二地区分其功过得失，并切实把握其主要方面。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从是否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角度来看，它失败了。但辛亥革命却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从这方面来看，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局限性。而这一切都与孙中山的贡献分不开，评价孙中山就不能忽视这一主要方面。毛泽东在该文中就对孙中山的重大贡献作了概括：

一、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孙中山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二、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

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对于后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他说：“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簇反革命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也是在这种影响下，“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样，毛泽东就把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有机结合起来，把旧民主主义性质的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机衔接起来，进一步揭示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复兴大业的现实依据和历史纵深。而赫鲁晓夫则只是抓住斯大林的错误方面，把斯大林的一生说成一团漆黑，抹杀了斯大林对前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这种以偏盖全的错误做法，表面看只是否定了斯大林个人，实际上则是否定了斯大林时代的整个苏共历史和前苏联社会主义历史。

由此可见，科学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具有全面分析的眼光，看其全部经历及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不能断章取义、以偏盖全，也不能依据个人好恶、感情用事，不加分析地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而要摆正功和过的位置，并切实把握其主要方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值得寻味的是，二十五年后，毛泽东在评价斯大林、孙中山等人的历史功过时所体现的这种科学态度和方法，也被邓小平用作对他本人的历史功过进行评价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