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看到新生力量所犯的错误具有两重性，不能无视其消极的危害，也不能忽视其积极的因素。

错误本身是消极的、负面的，但如果分析得透、运用得好，错误的教训也可转化为积极的、正面的因素。对于新生力量而言，其拥有的自我纠错能力往往更强，敢于和善于正视错误、直面错误，找到犯错误的根源和症结，并加以坚决的改正。这是将错误的消极危害转化为积极因素的关键条件。

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将自己的错误作为继续前进的宝贵财富，善于从自己的错误中去汲取智慧和营养，去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毛泽东就曾指出：“不要把错误认为单纯是一种耻辱，要看作同样是一种财产；不能说错误路线没有用处，它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他甚至还举例说明：“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

党的历史实践也表明，错误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有说服力，更具启迪性。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正是由于党汲取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教训，才举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创建了伟大的人民军队，为赢得革命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汲取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才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沿着正确的路线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因为汲取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教训，才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局面，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正如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

第四，要端正揭示错误、反思历史的目的、态度和方法，不能一味浅尝辄止，也不能故意丑化抹黑。

揭示错误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避免重蹈错误之覆辙，促进更大的团结，开辟美好的未来。早在延安时期，党就通过制定《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促进了党的团结，为革命的胜利赢得了有利局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又及时通过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功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促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

揭示错误的态度，应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弄清错误产生的客观原因和思想根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曾指出：“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他还针对党在革命时期在此方面出现的问题指出：

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揭示错误的方法，应是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历史的分析的方法。毛泽东说过：“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后来，历史学家翦伯赞对这一方法进行了阐发，他说：分析不怕细致、深刻，否则不能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综合不怕全面、概括，否则不能显出历史的全貌、线索。因此，在分析的时候要钻进个别历史事件里面去，用显微镜去发现问题；在综合时，又要站在个别历史事件之外，高瞻远瞩，用望远镜去观察历史形势。 这些都为我们更好地揭示错误、吸取教训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需要强调的是，在揭示党的错误和挫折的过程中，必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如果借揭示错误之名，片面夸大党的错误，恶意歪曲党的历史，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是不科学的；也将动摇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支持，给敌对势力提供口实，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