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对错误和挫折时期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否定一切，也不能片面夸大成绩。

真理和成绩、错误和挫折就像一对“龙凤胎”，共同存在于党的“母体”中，既“性别不同”、体量不同，又“相互环抱”、密不可分。党在犯错误期间，总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主要倾向无疑是错误的，必须坚决否定和反对。但这却并不意味着这些时期的所有政策、举措都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对这些时期的所有工作、实践都一概否定，更不能够对这些时期的广大党员、干部都进行指责。

首先，在错误和挫折时期，也有一些正确的政策和举措。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就指出：“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一些虽尚不成熟却又异常珍贵的思想和理论成果。比如，在1956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私有制后不久，毛泽东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并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实践探索，这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之间的理论衔接。又如，他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可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这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借鉴。再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由毛泽东和中央提出构想、后由周恩来加以概括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纲四目”思想， 也成为“一国两制”理论的雏形，等等。这些可贵的思想和观点虽然有的并没有加以实施，有的实施后不久即被中断，但这些思想的萌芽和实践的探索，却成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可供借鉴的最直接、最宝贵的财富。鉴于此，薄一波后来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始于毛而成于邓”。

其次，在错误和挫折时期，党的工作和实践也有发展。

“文化大革命”是党所犯的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即使是在这个时期，党在一些领域的工作也还是有进展的。胡乔木就说过：前后二十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如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的确，这一时期，在经济领域，工农业也有一些发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原油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还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在科技领域，我们实现了氢弹试验成功和卫星发射成功，杂交水稻也开始育成推广等；在外交领域，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等。基于此，胡绳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别开来，也即作为政治运动，必须对“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但作为时空概念，这一时期却包含着错误、正确及两者的混合物。

再次，在错误和挫折时期，并不是所有的党员和干部都犯了错误。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经验时就曾明确指出：从历史上看，“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的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错误实践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比如，对于“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就遭到了来自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反对，也遭到了来自中央领导层的很多高级干部和开国元勋的抵制。

因此，要坚持历史的观点，把错误本身与错误时期的整个历史区别开来，特别是与人民群众的自觉抗争和坚韧奋斗的历史区别开来；要坚持全面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错误要谈透，成绩要讲够。这才是评价历史的科学态度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