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新中国的创建，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为人民创造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提供了政权保障。

自鸦片战争以来，旧中国长期处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的悲惨境遇，中国人民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向往和渴望异常强烈。而真正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创建，则为实现人民的这一夙愿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有利于从根本上保障国家政权的稳固，避免国家的四分五裂，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并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全国各族人民普遍享有民主和平等的基本权利，增强广大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国体决定政体，政体集中体现国体，两者互相依存、不可偏废。一些西方国家往往只讲政体，回避国体，用看似民主、实则虚伪的政权组织形式，来掩盖其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质。这是需要加以区分和切实注意的。

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集中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实质，有利于广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化解消极因素，更好地促使人民群众发挥主人翁的创造力和能动作用。当然，同一种国体可以有不同的政体形式，而政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也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加以改革和完善。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有利于更好地协调和处理各党派和社会各界别之间的关系，形成合力共同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指出的是，在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仍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两者同时并存，但并非“两院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则是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等职能的统一战线组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的实质，也不是“多党制”，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并使少数民族落后地区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扶持和多方力量的大力支持下，走向富裕、幸福的康庄大道。这一制度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有机结合，也是人民民主专政在民族地区的具体的实现形式。

第三，新中国的创建，能够有力巩固革命取得的胜利果实，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大踏步迈进。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保护革命的胜利成果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反对内外一切敌对势力的有力武器。毛泽东曾对专政的作用作过如下概括：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的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矛盾的任务。 这对今天仍然具有启示作用。

新中国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还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心聚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胡锦涛就曾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广泛调动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有领导、有秩序地朝着国家的发展目标前进。”

第四，新中国的创建，影响了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向。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创建，一举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使国际局势发生了有利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变化。同时，极大促进了旧殖民体系的瓦解，鼓舞和激励了亚非拉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有力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独特贡献。正如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时所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对国际局势和世界人民斗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独立自主的人民政权的建立，让中华民族重新确立起了一个伟大民族所应有的国际尊严。中国人民一扫“东亚病夫”的耻辱，开始以平等、独立的人格，同世界人民一道，致力于开创未来美好的新生活。随着六十多年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步增强，中国已日益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总之，新中国的创建，铸就了中华民族胜利走向复兴的第一个里程碑。邓小平后来在回顾这一重大事件时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 从此，民族复兴这艘巨轮有了强大人民政权的保驾护航，开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更快的速度扬帆远航了。

（选自王浩雷《国家大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