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生态补偿制度，一度被认为是解决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问题的积极导向。不过，近年的实践证明，一些生态补偿政策尚难得到落实。

地方干部：生态补偿不能靠自觉，要靠中央协调

面对记者时，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委书记曾健说出了自己憋了许久的心里话。他希望记者帮着呼吁两点心声：一是促成生态补偿机制的细化和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保护任务重的地方领导干部的考核上，进行区别对待。

长宁地处长江上游，夹在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间，生态环境良好，境内的国家4A级景区蜀南竹海是世界上集中面积最大的天然竹林景区，对当地的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生态保护成为长宁县的重要任务，这同时意味着，长宁必须放弃一些工业项目。去年，长宁关闭了县造纸厂。这家以竹为原料的大厂，最高年产值一度达到两亿元，员工人数达1000多人。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关闭这家造纸厂对地方干部来讲，犹如从身上割肉。

相似的案例还有不少。曾健说，放弃工业项目的直接影响是，长宁的GDP、一般预算收入、工业增加值三项核心经济指标的增速，最近几年每年都在下降。在宜宾市所辖的10个区县中，长宁的生态环境被认为是最好的，但财政收入却排在倒数第二。

这个多年来为下游地区承担了重要生态保护压力的西部县，在水源保护方面，至今尚未拿到生态补偿资金。“下游给吗？没有。谁给你啊？”当着记者的面，曾健坦言。

曾健认为，上游作了哪些贡献，有的东西是算得出来的，比如水土保持量、水源涵养量，都可以计算。下游享受了上游保护的成果，应该进行补偿。

“但目前所提的生态补偿机制，并未得到落实。”曾健说，“关键问题出在这个机制没有可操作性。”

他认为，首要的是推进生态补偿条例的立法，从法律层面予以规范，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举措。在具体的落实上，中央怎么办？省、市、县、乡、村，乃至每个公民怎么办，都应该予以明确。

“特别是在跨区域补偿问题上，不能靠地方自觉，要靠中央出面协调，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进行落实。”曾健说。

事实上，他们犯愁的还不止这些。地方领导还面临着另一种压力。曾健说，目前对领导干部环保方面的考核是单项的，尚未列入地方领导干部综合考核指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保护区内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显然是吃亏的。

曾健的同事、长宁县县长何文毅甚至还为此曾向领导背书。去年，因为几项经济指标未达到目标，上任刚半年多的何文毅，只好在全市的一个大会上上台检讨。“那种感觉，如坐针毡。”何文毅说。

因此，他们建议，对有生态建设任务的地区领导干部，考核上应淡化一些非生态指标的要求，这样才能保持生态保护的积极性。